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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違約金酌減規則的完善進路
2021年02月19日 13: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 作者:屈茂輝 字號
2021年02月19日 13: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 作者:屈茂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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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我國民法典合同編的重要制度,違約責任制度的科學化與準確適用在后民法典時代依然不容忽視。而違約金調整制度更是違約金制度中的一個引起法學界廣泛關注的課題。

  從法律本質上看,民間借貸利率規則與違約金制度息息相關,司法實踐中法院調整違約金數額時也多參考民間借貸利率規則。

  程金華對民間借貸利率規則這一規范問題運用計量分析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程文對1421個樣本案例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對4倍利率規則的司法實踐進行了回歸分析,構建了影響民間借貸案件中法院裁定保護的利息金額和法院利息與銀行利息之比的統計模型。相對于民間借貸沒有法定借貸考量因素、易造成自變量解釋力不足的情況,違約金酌減有法定的考量因素,一些學者對酌定考量因素作了補充分析,在此基礎上進行預測研究,其結果應該更優。

  關于違約金酌減的既有研究,我國臺灣地區的吳從周等以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500個左右判決書為樣本,分析了違約金酌減考量因素的比重,提出了違約金酌減成數的概念。但其研究存在兩方面不足:一是其依照頻數的高低,得出法院在買賣合同案件中依賴實際損失和預期利益兩大考量因素的結論,但頻數只代表法院是否倚重于以此因素裁判案件,而不能得出考量因素與違約金酌減之間的內在關系。二是通過求平均數的方法衡量酌減成數。每個案件的情節不一樣,彼此具有相互獨立性,平均數僅代表法院所能支持違約金的大致數額,難以判定酌減成數和個案考量因素之間的關系。

  《合同法》第114條確立了違約金酌減制度,其更加細致的規則散見于司法解釋等法律文件中,諸多問題亟須在后民法典時代進行檢討和解決。

  其一,違約金酌減規則有賴于司法實踐的檢驗?!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第2款規定,違約金超過損失的30%即為違約金過高。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存在其他判斷違約金過高的依據。超過損失的百分比值,在立法中也有不同的規定。如《勞動合同法》第22條并沒有30%的概念。司法解釋擬定確切的百分比值是為了便捷司法審判,但缺乏充分的法理闡釋和實踐總結。

  其二,違約金酌減制度的完善需要法官集體經驗的總結。違約金酌減制度給予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雖然踐行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可能對同案同判、司法裁判的可預見性等方面產生消極影響。所以,總結法官集體經驗形成具有參考意義的指導規則,是平衡二者的方法。司法解釋和指導文件規定了違約金酌減時的考量因素,“以損失為基礎,綜合各項因素”,因素作用力的大小如何,卻未盡明晰。司法實踐中,一旦案件出現數個違約金酌減情節,就會有考量因素的多種組合情況。所有法定情節按照數理方法計算,有5000多種組合方式??紤]法定之外的考量因素,組合方式將更多。

  針對上述情況,本文基于計量分析方法,通過結構性訪談制定樣本選取和變量設置的規則,篩選有效樣本并厘清變量的基本情況,就違約金酌減的基本問題進行量化分析,依據量化分析的結果提出進一步優化法律規則體系和現實應用的意見。

  為了提高預測的可靠性,筆者在收集違約金酌減裁判文書之前,對全國范圍內不同層級不同地域的法官就違約金酌減有關問題展開結構性訪談。主要研究法官在裁判違約金酌減案件中的基本思路。通過歸納整理受訪法官對于違約金酌減各項法律問題的基本觀點,使后一階段針對裁判文書的數據統計工作合理、規范,提高預測研究的準確性。

  筆者主要通過學習機會訪談了61位法官,向法官們主要提出了7方面的問題:(1)偏向于的違約金酌減計算方式;(2)違約金酌減的啟動與釋明;(3)違約金過高的判斷依據;(4)調整違約金數額時的考量因素;(5)違約金酌減裁判時的法律依據;(6)違約金酌減裁判文書書寫的詳略程度;(7)可接受的違約金數額調整幅度。其中第(4)題的選項,筆者在法律法規規定之外,還對考量因素的設置有所增減和歸納。訪談前設計統一的問卷,采取的是結構式訪談方法。

  通過訪談發現,目前我國違約金酌減司法領域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法官不僅對違約金酌減啟動的主動性和被動性各有判斷,裁判思路也有較大差異。

  預測并不是研究的終點,而是起點。違約金酌減預測通過對法律實效的探究,推進規則的科學完善。從我國《民法典》合同編編纂的歷程看,違約金酌減制度相較《合同法》基本沒有變動。

  對于違約金酌減規則的完善,下一階段將側重于在司法解釋中展開。

  目前僅約定了“違約金過高”的標準為“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但不是每一個案件都有實際損失,也不是每一個案件都可以對實際損失進行充分舉證。對于違約金過高判斷依據的假設檢驗結果證明了在損失之外,合同標的額和合同的履行也可被納入。

  換而言之,司法解釋中就違約金過高判斷標準可補充為:能夠證明實際損失的,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不能夠證明實際損失的,約定的違約金占合同標的額比例過高或合同履行程度較高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

  在《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中對于判決違約金過高的依據僅有“高于實際損失30%”的規定,在司法解釋制定之初,也沒有對這一百分比進行充分的論證。概言之,違約金酌減有關司法解釋中所列舉的考量因素是不夠全面的,應當予以補充完善。

  建議修改《合同法解釋(二)》第29條為:

  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主觀因素、預期利益、客觀情況、行業交易習慣、約定的違約金占合同總價的比例、訴訟中減讓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

  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30%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合同標的額的20%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約定的違約金占合同標的額比例過高”。

  不同合同類型對違約金酌減有顯著影響的考量因素確有不同,根據合同類型的特點并結合法律實踐進行違約金酌減規則的類型化規范是立法的另一條思路。

  目前,賠償性違約金和懲罰性違約金僅限于學理上的劃分。在對全國范圍內的違約金酌減成數的多元線性回歸中發現,違約金的性質對于因變量存在顯著影響。再將違約金的性質提取出來,探求不同性質的違約金考量因素有何不同,發現研究結論與我國“賠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的原則有所出入。

  換言之,為區別于損害賠償制度,違約金的履約擔保功能相對于賠償功能仍占主導地位,我國違約金酌減的一般原則也待規則與實踐的統一。

  違約金酌減預測結果有兩個運用方向。一是守約方或其訴訟代理人對裁判結果的預測,以及法官參考預測模型,為了維護同案同判和司法公正;二是為了監督司法,開拓司法效果檢測的另一條路徑。

  量化分析方法可以深度運用于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學術研究中,研究結果也可以現實運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推而言之,違約金酌減預測研究不僅存在理論上應用的可能性,現實中也有其運用的可行性路徑。

  第一步,研究者須反復優化預測模型。研究者在建立預測模型后需要根據不斷涌現的新案例,進行樣本的擴充。

  第二步,使用者選擇信任的預測模型。(1)初級的、個體的使用者分析已有研究的數據來源、方法運用等方面,選取其信賴的模型,直接根據模型公式計算實務案件對應的結果。(2)對功能有更高需求的團體使用者則一般采取與研究者簽訂合作協議的方式,研究者為使用者搭建便于計算和操作的軟件平臺,更進一步可以建立內部的數據分享服務器。

  第三步,使用者使用預測模型。(1)簡單的運用方式是:后臺編寫一個軟件,軟件計算公式依照研究結果設計,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根據個案情況就分類變量在選擇對話框中做出選擇,并輸入連續變量的數值,以結果預測為目的的軟件將直接給出預測的違約金酌減結果,以司法檢測為目的的軟件(或在后臺優化審判管理系統)將直接輸出檢測對象包含調整R2在內基本情況的表格。

 ?。?)未來的優化應用:每當使用者在實務中接觸到同類案件之時,在內部共享平臺中運用可實時多人協同編輯的數據庫,根據新案情填入新樣本自變量的信息。填入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使用者人工輸入,此時對于使用者是律師時尤為便捷,因為不是其辦理的所有案件都存在合同違約金糾紛,所以人工輸入的勞動成本不高,而此類方法獲得的數據精確性更高。另一種方式是利用數據抓取的軟件,如網絡爬蟲可以自動批量獲取網頁內容,通過抓取關鍵詞等方法輸入樣本案例的自變量數值情況。因為法院對合同違約金有關糾紛的受案量較高,法院的數據也需要從法院內部或者裁判文書網站上獲取,所以此類方式對于使用者是法官、法院的情況效率更高。軟件起始的公式仍如已有研究,實踐中的使用者根據個案情況將信息填入已有數據庫,數據不斷更新的同時服務器優化原公式,此時使用者后臺運行的公式是不斷優化的新公式,預測結果得以精進。

  特別注意的是,預測結果現今僅是司法裁判的參考而不是必要依據。其一,數據收集中存在缺失值和異常值的問題,因此模型運用到個案中也難以保證其不是缺失值或者異常值的情況。其二,法院判決違約金酌減數額如果僅依公式計算,無法體現個案中法理與情理的結合。法律的適用要考慮邏輯之外諸多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需要法官的經驗和判斷,所以起碼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實務中可以參考但不能僅以預測研究結果為裁判的直接依據。

  輔之以計量分析方法的預測研究,是民法學研究的新范式。這一范式仍需以法教義學為基礎。研究者首先需要對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十分清楚。在此基礎上,再從司法實踐已有經驗出發,進行理論的歸納。研究結果因有對規則的前期解構而邏輯嚴密,又因其具有數據的支撐而更具科學性和可靠性。以量化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時,如若僅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術價值還是有其局限性的?;诖髽颖镜某闃佑嬃糠治龇椒?,則可以更好地對數據進行深層次地剖析,提高問題挖掘的精準性。

  此外,計量分析方法在適用時多采取假設檢驗的邏輯證成,這點又恰與法教義學相耦合并從中得到肯認。法教義學對于描述性和確定性的理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要解釋觀察到的諸多現象,或者要理解過程中發生的行為;另一方面要創造符合要件的情境,以便實現預測。

  是故,以計量分析為主導方法的預測研究與民法學主流的法教義學研究范式并不沖突。法教義學為預測研究奠定基礎,預測研究為法教義學研究提供論據和思路。第一,基于對規則的解析展開預測。預測研究一旦脫離法教義學,就是數字與公式的堆砌。第二,目前的法教義學分析多局限于“應然”方面,而缺乏對“實然”的探究。

  正如先哲所言,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法律規則、司法裁判不斷變化,研究的對象也不斷變化。不能止步于對“現有”與“現行”的解釋,而應當盡可能為未來提供方法指引。

  顯然,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不斷豐富,“實然”和“應然”兩方面的研究都不可偏廢。這種基于實定規則的預測研究,是立基于法官集體經驗的規則解釋,亦符合法教義學體系性思維的要求。違約金酌減規則體現了法教義學內在體系中意思自治同實質正義之間的沖突與博弈。

  違約金酌減預測的探索性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哪些因素會對法官的判決行為產生影響,即從已有規則、理論出發,就判斷標準、酌減成數等問題展開數理與法理的論證。

  本研究所設的模型解釋力,仍可進一步通過以下兩條路徑進行提升。

  第一,規范法官有關違約金酌減案件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在大樣本研究中,擴大酌定考量因素,將納入過多法律之外的因素,不符合依法裁判的要求。法官雖在判決書中列出考量因素,但是酌減數額多少仍由法官自由裁量決定,且尚無考量因素與酌減成數之間關系的標準或規則。為尋求自由裁量與同案同判之間的平衡,亟待出臺司法解釋對規則進行細化。這一規則暫時無法將二者關系精確到數值層面,但可著重對考量因素的影響在范圍上予以限制,比如,合同已大部分履行的情形可在多少范圍內酌減,故意違約的情形可在多少范圍內增減。

  第二,明確裁判規則之后,選取新的裁判文書納入模型中,即擴大樣本容量,再展開回歸分析。由此而言,任何一項法律規則,均離不開司法實務經驗的總結,經驗的提煉反哺于規則的續造與裁判的統一,恰是實質正義價值的伸張。實現預測的可能性,也就擴寬了當事人意思自治下的選擇路徑。

 

 ?。ㄗ髡邌挝唬汉洗髮W法學院。原題《違約金酌減預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屈茂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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