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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合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的鴻溝
2021年03月05日 13:3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俊美 字號
2021年03月05日 13:3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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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到處充斥著“理論無用論”,人們對理論研究越來越敬而遠之。近日,英國發展研究院通信與影響力部門負責人詹姆斯·喬治拉基斯(James Georgalakis)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官網撰文稱,想要彌合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之間的鴻溝需要優化各方的溝通交流機制,真正提高循證決策水平。

  循證決策存在障礙

  在很多政策研究專家看來,理論研究與政策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且復雜的,兩者之間的割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政策制定者大都不重視與循證相關的學術成果,而研究人員有時也低估了實踐的重要性。從目前看來,專門從事理論與實踐關系研究的學者不僅寥寥無幾,而且還被細分到不同的學科當中,與那些試圖利用理論研究推動政策實踐的人群缺乏互動。

  喬治拉基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進一步凸顯了循證決策的優點以及面臨的挑戰,因此,現在把各學科、各部門融合在一起共享知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目前,針對研究人員和相關實踐人員提供的指導少之又少,我們需要盡快研究如何將基于理論的方法直接與良好的實踐相結合。

  在過去30年中,世界各國政府和資助者都日益重視由科學研究產生的證據。英國杜倫大學教育證據中心負責人史蒂芬·戈拉德(Stephen Gorard)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優質的研究證據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同時還長期存在一些質量不佳的研究。戈拉德以教育領域為例,解釋了循證決策存在的一些問題。教育領域的政策制定者通常會表達自己想要使用優質證據的意愿,但有時并不會采取相應的行動。在實踐層面,很多教師主要依靠個人經驗、其他教師的建議等制定教學計劃,而不是以證據為主導。

  戈拉德解釋稱,人們在使用優質證據方面存在一些障礙。例如,研究內容頻繁變化,缺乏尋找、闡釋和實施證據的技能,人員的快速流動和行政關系變化等。此外,人們可能對一些可用的證據熟視無睹,或者由于缺乏改變現狀的權限和資源而無法循證采取行動。戈拉德認為,使用有缺陷的研究會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是時候改變現狀了。

  提高各方互動水平

  嚴謹可靠的證據不僅可以幫助決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資源,還可以幫助決策者選擇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案,避免產生傷害。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證據學教授露絲·斯圖爾特(Ruth Stewart)表示,世界各國政府都在投入大量資金推動知識生產,這些知識可以通過公共政策等形式形成潛在的解決方案。

  喬治拉基斯建議,從目前來看,把研究人員、公務人員、項目主管等各行業專業人群聚集在一起共享學習的機會比較少見,卻很有必要。他們可以通過討論解決自身面臨的政策困境,構思切實可行的計劃,并探討如何讓科學研究為政策制定增值。當然,對于那些僅希望在健康、可持續發展或減貧等領域提高循證水平的人群來講,讓他們沉浸到純學術理論的環境中也是不現實的。這是因為,如果他們只能做到詳細了解各種復雜性理論或公共政策文獻而不采取實踐行動,就不可能增加自身的影響力。人們需要為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提供更多的互動空間,在不過度學術化的同時提高知識的共享水平。

  斯圖爾特在研究中發現,政策制定者與研究人員在互動中都在意機會成本,如果他們發現互動沒有帶來明顯的好處,可能就不會花費更多時間進行互動。從研究人員的視角來看,政策制定者都有相對固定的人際網絡進行互動并共享信息,如果研究人員只與同一組政策制定者接觸,則研究成果難以在更大范圍傳播。研究人員需要確定與其打交道的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夠充當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橋梁,如此才能創建更有效的人際網絡,推動循證決策。

  斯圖爾特認為,通過加強投資提高政策制定者使用證據的技能至關重要。如果他們擁有所需的能力和工具,就更有可能提高使用證據的水平。同樣,如果想要提高循證決策的效率,研究人員也需要了解決策過程。遺憾的是,大多數研究人員并不經常離開自己的科研環境,也很少與政策制定者直接接觸和合作。在斯圖爾特看來,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建立指導關系,這是進行知識交流的有效策略。其中最關鍵的點在于,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始終把證據的使用擺在突出位置。

  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政府學院講師弗拉維亞·多納代利(Flavia Donadelli)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使得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科研人員,因此現在正是深入討論循證決策的良好時機。諸多與循證決策相關的文獻顯示,如果政策制定者與科研人員達成科學共識,形成良好溝通,則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的鴻溝必將縮小。多納代利認為,不僅要對理論研究與政策實踐的直接聯系進行分析,而且不能忽略能夠決定科學證據如何使用的更廣泛的制度背景。沒有必要的制度前提,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把科學證據納入決策的努力注定會失敗。

  發揮人文科學的作用

  在實踐中,基于科學的循證決策主要由自然科學主導,有時還輔以人文科學。然而,自然科學方法在推動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局限性,政策制定者應該充分發揮人文科學處理社會問題的作用。例如,單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科學事實不足以制定氣候政策,氣候變化還需要個人和集體行為甚至是社會和政治層面發生根本變化。在荷蘭政府政策科學委員會秘書長弗蘭斯·布羅姆(Frans Brom)看來,科學研究能夠影響公共政策,需要的不僅是簡單的事實證據,還要了解社會環境、利益相關者的看法、關鍵的規范與價值觀等,人文科學在此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人文科學研究通過反思傳統、文化習俗和溝通交流方式,為人們提供系統性知識,讓人們了解歷史、社會結構和文化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個體與社會的。布羅姆表示,人文科學具有解釋性的學科特點,重點關注個體和群體的自我理解,這一點在充斥著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的技術時代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了自我理解,人類在全球化和技術化的世界中就會面臨被蒙蔽的風險。

  在目前的情況下,人文科學尚缺乏參與政策問題討論的機構力量。布羅姆認為,這就是為什么人文科學也像其他學科領域一樣需要特定的機構,此類機構可以把特定學科的研究與知識密集型的政策服務相結合。因此,社會需要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實現人文科學的具體應用,從而支持其更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人文科學界或政策制定者之間缺乏結構性對話,缺少有組織的互動實踐,其背后是學術和思想上的個人主義。布羅姆建議,人文科學知識的應用不應再局限于特定的研究項目,要通過為公共政策的發展作出貢獻來展現其公共價值。因此,這意味著人文科學研究者要拋棄學術個人主義,將注意力集中在社會影響上。我們要支持跨學科研究,為采取集體政策行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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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俊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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