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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專訪世界銀行中國、韓國和蒙古局局長芮澤
2021年03月08日 10: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姚曉丹 陳禹同 字號
2021年03月08日 10: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姚曉丹 陳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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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8日,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向全球發布中英文智庫報告《中國減貧學——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中國減貧理論與實踐》。該報告受到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針對減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中國減貧道路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中國減貧經驗的可借鑒性、中國減貧學的未來研究方向四個問題,本報記者對世界銀行中國、韓國和蒙古局局長芮澤(Martin Raiser)進行了專訪。

  經濟增長具有反貧困效應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表示,“中國的減貧是一個增長故事”。在您看來,該怎樣理解減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芮澤:兩者間的關系既簡單又重要,經濟增長能促進一個國家平均收入的增加,而減貧本身可以被理解為低于某一收入閾值的人口比例的降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貧困率之間都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經濟增長能推動貧困的減少。不過,這種關系在不同國家間和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會存在差異,我們可以通過計算貧困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來對此進行衡量。例如,彈性系數為-1表示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當年貧困率就會下降1個百分點。在中國,近40年來,這一數字的平均值大約為-2,即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貧困率就下降兩個百分點。這是一個相對較高的數字,而且與較高的平均增長率相伴隨。因此,我認為,中國的減貧是一個增長故事。

  還需要注意的是,增長的減貧彈性是一種能反映某一時期起始階段貧困程度有多深的函數,它能展現貧困人口的收入和貧困線之間的距離。通過這個函數可以看出,需要付出多大努力才能使貧困人口的收入高于貧困線,以及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和全國平均水平的對比。1980年,中國的貧困率在90%左右,但實際上許多貧困戶的收入水平非常接近貧困線。因此,貧困率一開始下降得非???。在改革開放的頭30年里,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加劇了。否則,貧困率的下降速度會更快。但在過去的十年中,不平等現象得到控制,穩定了下來,中國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這使得中國即使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也能持續減少絕對貧困人口。

  中國減貧道路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減貧道路反映了什么樣的普遍規律?又有哪些獨特之處?

  芮澤: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國的減貧是一個增長故事。在這一點上,它與包括其他幾個東亞國家在內的、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沒有太大區別。中國與這些經濟體還有其他共同點,比如,貧困人口獲得教育和醫療資源的機會顯著提升,這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抓住經濟機遇。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與之相應,經濟轉型和從農村向城市地區的人口遷移成為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動力之一。人口結構轉型加速,撫養比率大幅下降,確保了家庭成員中有勞動所得的人口比例得以上升。

  當然,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和當前的經濟體制共同構成了特定的國情背景,這也很重要。例如,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近期曾提出,改革開放后中國貧困人口的迅速減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初期中國的特征。此外,中國成功解決了消除絕對貧困過程中的“最后一公里”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國有能力同時動員大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來支持全國層面的優先事項。

  借鑒中國減貧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報》: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減貧方法可能不存在,但其他國家或許可以從中國的減貧實踐中吸取經驗。您怎樣看待中國減貧實踐對世界的啟示?

  芮澤:我首先要強調的是,在過去40年全球減少的絕對貧困人口中,中國所占比例超過2/3。這顯然是一項重要的成就。因此,更好地理解中國經驗是有價值的。正如我之前所提及的,中國減貧的宏觀經濟驅動力與我們在其他高速增長經濟體中看到的沒有太大差別,而這些要素是可復制的,包括出口市場在內的市場信號傳遞和市場競爭、健全的宏觀經濟管理、較高的國內儲蓄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大量的公共投資、經濟轉型與提高生產率、教育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改善、人口結構轉型等。以上幾點可以與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經驗,以及在偏遠和落后地區創造經濟機會和就業崗位的案例相互補充。同時,盡管人們對中國減貧的整體形勢有很好的認識,但在具體政策方面還缺乏強有力的實證論據。中國可以進一步拓寬有關公共支出和家庭預算調研的公開數據的獲取渠道,以便全世界研究者對此進行相關分析。這會是中國為全球發展所作的一個巨大貢獻。

  發展完善中國減貧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在中國減貧學的未來發展中,可以就哪些課題展開更深入的研究?

  芮澤:在中國的減貧經驗中,有許多重要問題有待深入研究。我已經提到,我們需要更好的數據來說明具體政策的影響,包括政府項目及其成本等。以勞動力轉移為例,雖然這給有流動勞動力的家庭帶來了很多好處,讓他們能夠在家鄉以外的地區賺取更高的收入并帶回家,但父母的離鄉打工也對留守兒童造成了很大影響。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之一是讓城市外來人口與其家人一起遷移,并相應地改革戶籍制度。不過,這需要政府在住房和公共服務方面的額外投入。類似地,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技能是貧困人口獲得經濟機會的關鍵,但目前研究人員所獲取的關于農村地區學習鴻溝的數據仍然有限。此外,現有關于中國減貧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研究大多聚焦于農村地區。隨著中國居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以及中國國內對貧困的定義與全球中高等或高收入國家更趨一致,未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相對貧困人口可能來自城市地區。到目前為止,這些都不是政策的重點,研究證據也比較有限。以上只是我所舉的一些例子,用以說明針對中國在消除貧困和創造經濟機會方面的研究工作仍需發展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其他國家也能夠從中吸取更多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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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曉丹 陳禹同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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