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理論經濟學 >> 經濟思想史
【網絡文選】古典視角下的道德責任、貧困與財富之源
2021年03月09日 09: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李 志 字號
2021年03月09日 09: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作者:李 志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以往學界在討論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時,通常是從政治經濟學這一角度入手,分析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層面上的分歧,以及馬克思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繼承。其中,勞動價值論始終構成這類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批評主要在于,這一理論未能全面揭示價值或財富的源泉,因為勞動在沒有“注入”客觀對象的情況下是創造不出任何產品的。正如《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展現的那樣,不論經濟學討論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占有多么大的比重,這也不足以證明其理論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優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新型經濟學理論。雖然價值、商品等構成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共同話題,但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為經濟學范疇提供嚴格的科學界定,并借助這些范疇解釋現代世界的經濟結構;馬克思的任務則是批判的和解構的,他向世人傳達的是經濟結構中隱蔽的一面和本質性的內容。

  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來,馬克思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評總是夾雜著對純粹經濟學研究方式的不滿與批判。馬克思不是一位純粹的理論家。盡管他尊重甚至贊賞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關于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經濟生活的若干理論努力,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反對理論的這種優先性地位,強調將實踐領域作為裁決理論的最終標尺。

  當勞動與所有權的現實關系表現出不一致時,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將這種不一致排斥在經濟學考察之外,使其變為私人的、偶然的道德選擇的結果。馬克思則將這種不一致視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并通過深入地考察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一致關系,從整體上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內在問題,從而在理論上完成現實批判。正如當代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曾指出的:當代經濟學包括兩大完全不同的理論來源,一個來源是“工程學”(engineering),另一個來源是政治學及倫理學,后者囊括了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

  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敏銳地發現,財富的增長絕不是依靠市場或貨幣,勞動才是財富或價值的唯一源泉。事實上,對勞動的這種重視,并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首創,洛克在《政府論》中早已通過論證勞動所有權暗示了這一觀點,盡管《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等經濟學著作沒有明確提到洛克的名字。斯密以經濟學的方式豐富了洛克的這一觀點:“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font>

  盡管斯密在勞動之外增加了分工這一因素,但他依然堅持勞動與勞動產品支配權之間的同一性,并以此作為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有力工具。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考察財富問題時缺乏歷史的維度,所以,他們無法設想勞動與占有的同一是前資本主義的所有形式,無法設想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形式恰好體現的是勞動與占有的分離。而且,由于洛克是從權利而非事實的角度討論勞動與所有的一致性,所以,勞動充當了論證私人財產權之合法性的主要依據。

  暫且不論從理論上為勞動所有權原則進行辯護是否恰當,有一點至少是清楚的:斯密的這一辯護并不意味著實踐領域中存在著與這一權利相匹配的、通過勞動占有自然資源的事實,甚至如馬克思所揭示的那樣,這一辯護還極有可能掩蓋事實層面上勞動與占有的分離。馬克思不僅駁斥了那些將無產階級的苦難歸因為私德缺失的惡劣指責,激烈批評了各種關于資本主義的合法性辯護,還嚴肅地指出了勞動所有權原則在社會主義運動綱領中的誤用。

  當亞當·斯密將勞動所有權原則貫徹于勞動價值論并將勞動視為財產和財富的唯一源泉時,他就不可避免地以道德的方式解釋貧困問題,即貧困的產生源自道德層面上的缺失,即懶惰、縱欲、浪費等。比如,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八章中提到:“資本增加,由于節儉;資本減少,由于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边@里,當斯密從資本的角度思考財富問題時,盡管他的勞動價值論并沒有體現明顯的歷史維度,但實際上,他所探討的主要是資本主義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問題。于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富差距問題就演變為是否擁有資本和擁有多少資本的問題,或者說,貧富差距問題演變為有產與無產的關系問題。

  按照斯密的設想,既然資本這一財富是由勞動帶來的,那么擁有較多資本的人必定是一個勤勞的人,或是一個節儉的人,或是一個節欲的人;相反,一個擁有較少資本或甚至不擁有資本的人,必定是一個懶惰的人,或是一個浪費的人,或是一個縱欲的人;等等。按照這一邏輯,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普遍貧困是不值得同情的;在馬爾薩斯人口論中,工人階級受到的道德指責就更為公開而明顯了。

  針對斯密及馬爾薩斯的這些論調,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予以激烈的理論反擊:“國民經濟學,盡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縱欲的外表,卻是真正道德的科學,最最道德的科學。它的基本教條是:自我節制,對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節制?!?/font>很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從道德的角度理解工人階級的異化處境(包括貧困)是非?;闹嚨?。這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馬克思基于什么樣的理由批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一邏輯呢?

  第一,古典政治經濟學在運用勞動所有權原則時,是根據一個人擁有多少資本來判定他從事了多少勞動,繼而判定這個人是勤勞的還是懶惰的、節儉的還是浪費的、節欲的還是縱欲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边@是一種典型的倒果為因的做法,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似乎非常注重勞動原則,但實質上辯護的卻是所有權。馬克思堅持認為,資本也來源于勞動,即資本是客體化了的勞動,所以,不應通過資本的多少來衡量勞動的多少,而是相反,應通過勞動的多少來衡量資本的多少。

  古典政治經濟學真正關心的是,根據現有的情況,如何證明資本家掌握資本或財富的合法性;既然為現存世界的合法性作辯護是其出發點,這就注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能理解異化勞動及勞動與財產之間的非同一性。對此,馬克思曾嘲諷地指出,如果全體工人都非常勤勞、節儉和禁欲,那么工人的這番努力最終換取的只會是工資的普遍降低以及牲畜般的生活處境。由此可見,馬克思批評的是:資本所有權的合法性而非勞動所有權的合法性,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要辯護的對象。

  第二,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道德的視角理解勞動與財產的關系問題,或更準確地說,從個體美德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和財產的關系問題,這一視角不可能為馬克思所贊同。這里牽涉到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道德究竟關涉什么樣的領域呢?顯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將道德局限于私人生活的領域,強調道德就是關于個體美德的理論。盡管這一觀點迄今為止依然為很多學者所認同,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馬克思熟諳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關于道德與倫理的區分,當然也就清楚,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與道德相關的勞動和財富問題,在黑格爾這里則被劃入另一個領域——倫理,而倫理是屬于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等社會生活領域的。

  必須承認,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上述做法——勞動、財富等問題是在倫理領域中被考慮的。馬克思同樣反對那種局限于抽象自我的道德自決和美德,同樣強調個體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實現。對馬克思而言,盡管勞動依然與私人的德性具有一定的關系,但就勞動關涉現實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言,就這種自我實現只可能通過一定的社會關系得以完成而言,尤其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勞動早已演化為社會化的生產活動而言,勞動更多地與倫理相關。在這一意義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固守于道德角度而達到的關于勞動及財產的理解,錯失了在歷史的根基上達成更為具體而現實的理解。

  將勞動與財產劃入道德領域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貧困這一普遍的社會問題,被貶低為個別勞動者的私人問題;貧困的原因被簡單地歸之為個體道德上的缺失,而導致貧困的那類復雜的社會原因(產生貧困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由此,社會上一部分人淪為無產者的原因,就簡單地歸因于這些人的道德敗壞。針對這類不公正的道德指責,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加在工人頭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縱地追求享樂、沒有遠見以及不遵守社會秩序,就是不能為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的享樂。但是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個付出了艱辛勞動卻只能得到極少報酬和最低限度的感官享受的階級,難道能夠不狂熱地、盲目地投入這些享受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了道德方面的問題,這是其貧困處境的一個附帶結果,道德問題絕非貧困問題的根源。因而,僅僅加強對工人的道德教育,并不會從根本上解決貧困等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理應通過社會的方式獲得解決。

  第三,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及財產權問題,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政治實踐,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頒布的“新濟貧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不論當代學界對“新濟貧法”持有怎樣的評價,至少有一點是可以達成共識的:這部法律包含一個基本的預設,即因為有些社會成員不勞動,所以他們的生活才淪為非常貧困的境地,他們才變成被救濟的對象;為了幫助那些懶惰的(或過多地生育孩子或奢侈浪費而造成貧困的)人,一個有效的措施就是強迫他們勞動(或減少消費或節制自身的欲望)。于是,“新濟貧法”較以往濟貧法案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救濟對象必須進入濟貧院(勞動院)才能獲得救濟;而且,由于救濟對象在道德上的缺失(懶惰等),盡管政府可以救濟他們,但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剝奪了他們在道德上的人格與尊嚴。

  總之,經古典政治經濟學“道德化”的勞動所有權原則,不僅不能有效地推進關于勞動與財產之間不對等問題的解決,畢竟相當多工人夜以繼日的勞動沒有帶來相應的財富和財產,而且還使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被貼上了“懶惰”“浪費”“貪欲”等各種不道德的標簽。由此而來的推論是:工人階級的異化狀態是由其自身的道德敗壞導致的;對于這種異化狀況及其改變,資本家并不承擔任何道德上的責任;有些資本家強制工人參與勞動、提高工資等,這是資本家對工人的救濟,是資本家仁慈的表現。在這類道德辯護中,工人普遍地喪失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一基本的經濟事實被漠視了,或者說,勞動得以實現的客觀性條件被整體漠視了(勞動者所面對的并非是洛克筆下的“無主之地”);資本被當作一種與以往無根本差別的財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分裂為主體化勞動(勞動)與客體化勞動(資本)的事實未能被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正視??傊?,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所有權所作的道德辯護,遠未觸及資產階級所有權的核心部分。

  按照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一切勞動形式的普遍概括。就斯密使特殊的勞動形式上升為普遍的規定性而言,馬克思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就斯密只注重勞動范疇的普遍性卻忽視了不同歷史時期勞動形式的特殊性與差別而言,馬克思也提出了明確的批評。按照斯密的看法,財富表面上受制于兩個方面的條件,即資本與勞動,但資本同樣也是勞動的結果,是資本家或其先輩通過自身的勞動和節約而獲得的財富。斯密尚未回答“資本是什么”以及“資本從哪里來”這兩個重要問題。

  根據斯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邏輯,既然利潤和地租作為勞動的必要條件被引入進來,資本家實質上也是勞動者——要么以前是勞動者,要么是勞動者的后代,那么資本家理所應當地要求在最終的利潤中分一杯羹;相應地,那些直接參與勞動的勞動者們也獲取了相應的報酬,即工資;最終資本生產似乎完美地印證了勞動所有權原則。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中,勞動所有權事實上早已發生了裂變并轉化為另一種所有權形式?!八袡嘧畛醣憩F為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F在所有權表現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不能占有它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同勞動之間,進一步說,財富同勞動之間的完全分離,現在表現為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結果”。

  針對“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提法,馬克思明確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font>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原題《勞動所有權原則的實踐效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李 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丁香婷婷亚洲开心五月,国产大香伊蕉人在播放,国产在线亚洲精品观看不卡,日本无码av不卡一区二区三区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