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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哲學研究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2021年03月10日 11:07 來源:《教育發展研究》2019年第15/16期 作者:高振宇 字號
2021年03月10日 11:07
來源:《教育發展研究》2019年第15/16期 作者:高振宇
關鍵詞:兒童哲學;童年哲學;基本歷程;主要成就

內容摘要:

關鍵詞:兒童哲學;童年哲學;基本歷程;主要成就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高振宇,杭州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杭州 311121)。

  內容提要:兒童哲學研究在中國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程,全面回顧和總結這段歷程對于進一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風格的兒童哲學模式以及在國際上開展更有建設性的對話等具有重要意義??偟膩碚f,兒童哲學的研究經歷了從基本介紹和理論鋪墊、初步嘗試和短暫高潮、緩慢發展和穩步提升到快速增長和多元發展四個基本階段,并且在原理、課程、兒童、學校及教師、國際比較等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未來的兒童哲學研究須加強本土化的實踐探索、實現向童年哲學的轉向,并與兒童研究領域的多個方向建立起緊密的聯系,才能確保在國際舞臺上發表中國的更強音。

  關 鍵 詞:兒童哲學;童年哲學;基本歷程;主要成就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近代中國兒童學學術史研究”(18CZS036)的部分成果。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兒童哲學在中國發展的關鍵之年。從國際上來看,兒童哲學恰好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而在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也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見證了兒童哲學在中國由最初的默默無聞逐漸演變為教育學、哲學以及兒童研究領域的熱點議題,并且其足跡已遍布大江南北的學校、幼兒園、社區和家庭。全面回顧和總結這三十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對兒童哲學的后續發展而言至關重要,特別是東西方文明沖突日益升級的今天,了解中國學者在兒童哲學理論與實踐的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局限,更有助于為形塑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哲學模式奠定堅實的基礎,如此才能促使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舞臺上與西方同行開展平等及更有建設性的對話,并為兒童哲學的國際化發展貢獻中國的獨特智慧與力量。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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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相關文獻數據主要來源于知網和維普,兩個數據庫的論文既有重疊也有相互補充的地方,但這兩類數據庫只能反映期刊、碩博論文以及部分報刊雜志的兒童哲學研究信息,還需要通過百度學術及亞馬遜、當當網、京東、孔夫子舊書網等平臺,了解兒童哲學相關著作和譯著的情況。在具體檢索時,本文使用主題檢索方式,主題詞為“兒童哲學”或“童年哲學”,時間跨度為1987-2019年的三十多年,學科范圍主要為教育學、哲學和文學等,文獻類型為期刊論文、碩博論文、報刊雜志、著作、譯著,經過多渠道的采集并剔除其中相對無關的文獻,剔除純粹新聞報導或介紹性質而無研究的文獻,總共獲得有效文獻為302份。

  1.研究工具

  本文借用Citespace V和中國知網的文獻分析工具進行計量分析。Citespace是由陳超美教授基于Java語言所研發的,專門用于可視化呈現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核心主題、知識基礎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知識圖譜軟件,在國內外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由于它能基于中國知網的論文數據進行引文分析、聚類分析和共詞分析,可幫助我們以整體的面貌了解中國兒童哲學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進展。中國知網的文獻分析工具雖然只能分析前200篇文獻,但它可與Citespace相互驗證和補充,除了進行文獻互引網絡分析、文獻共引及共被引分析、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作者合作網絡分析外,還能進行資源類型、學科、期刊來源、基金、作者及機構等各類分布的分析,并能以簡潔明了的方式描述總體發展趨勢。

  2.數據處理

  本文采用質、量結合的數據處理方法。首先對來源于中國知網的文獻數據進行Citespace知識圖譜分析和文獻計量分析,主要進行總體趨勢分析、作者共現分析(或作者分布分析)、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機構分布分析、文獻共被引分析等。其次是通過深入到文獻內部,并整合未在知網統計之列的期刊論文、著作、譯著等數據,質性地分析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階段性特點、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以便得出更具體詳實的結果報告。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ㄒ唬┲袊鴥和軐W研究的基本歷程

  根據知網中前200篇文獻的計量分析,可以繪制出如下的總體趨勢圖(見圖1),結合其他來源的文獻以及對中國兒童哲學實踐歷程的了解,我們可以將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歷程劃分為四個基本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87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兒童哲學的第一個十年時期,側重對兒童哲學進行基本介紹并做好理論鋪墊;第二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2007年,為兒童哲學的第二個十年時期,實踐者開始初步嘗試,相關學術研究也進入短暫的高潮期;第三個階段為2007年至2016年,為兒童哲學的第三個十年時期,這段時期兒童哲學的學術研究緩慢發展、穩中有升,但始終沒能成為教育或哲學研究的熱點議題;最后一個階段則是自2017年迄今,為兒童哲學第四個十年的開端,在這個階段,兒童哲學的相關文獻數量開始呈井噴式增長,真正成為學術圈內(至少在教育學領域)一個不可忽視的話題,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因此可以說兒童哲學自此才開始進入繁榮發展的時期。以下我們將結合文獻數據對每個階段的研究特點進行更詳實地分析。

  1.基本介紹和理論鋪墊期(1987年-20世紀90年代中期)

  這一段時期以喬壽寧的《美國兒童哲學教育評介》為開端,中國學術界開始關注兒童哲學,對此一新興的領域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研究,從而為后期的實踐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學者們主要介紹了兩位先鋒人物馬修·李普曼和葛瑞斯·馬修斯的兒童哲學觀,尤以前者為主。他們通過翻譯李普曼關于批判性思維的文章、[1]參觀美國的兒童哲學研究中心(IAPC)等,[2]從不同角度展現了美國兒童哲學課程實踐的面貌,包括其理論基礎與實踐緣起、教材、教學模式、國際傳播與發展等。陳國容[3]翻譯了馬修斯的《哲學與幼童》,這也是中國兒童哲學研究史上的第一本譯著,此后劉曉東[4]對馬修斯的兒童哲學思想進行了詳盡分析,論述了其不同于李普曼的研究路徑,即更加關注兒童自己的哲學,強調兒童哲學既可以是嚴肅的思考,也可以是輕松愉悅的概念游戲,認為兒童哲學是兒童對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的理性重構。中國學者開始意識到兒童哲學對兒童、哲學和教育的積極意義,它有助于認識哲學發生、發展的面貌,促進哲學像自然科學那樣發揮起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5]有助于使成人關注兒童的精神世界,把握兒童精神生活的特點與規律,幫助兒童過一種更加幸福充實的生活;[6]有助于改善中國教育理論研究的沉悶,解決傳授知識與發展能力的關系問題,[7]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培育追求新知、獨立思考和勇于創新的人才。[8]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期的中國學者并沒有局限在抽象分析的層次上,而是跨出國門,前往美國兒童哲學研究中心觀摩學習,實地深入了解兒童哲學的理論成就與實踐樣態,[9]為下一階段理論與實踐領域的實質性突破奠定了關鍵性的基礎。此外,他們也意識到要在吸收和借鑒美國兒童哲學的基礎上,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兒童哲學體系,也就是首次提出了“兒童哲學中國化”的命題,但是他們對如何實現中國化、哪些方面可以實現中國化等問題還缺乏明確的認知。

  2.初步嘗試和短暫高潮期(20世紀90年代末至2007年)

  這段時期中國學者在理論研究上的關注點依然是李普曼的兒童哲學思想及其實踐體系,更具體地展現其理論基礎(如思維與語言觀、對話、杜威的實用主義教學理論等)和教學模式(研究者稱其為探究群體、對話學習或對話討論等)的設計意圖、基本程序及教師在其中的作用等。但是在前一階段理論積淀和實踐參觀的基礎上,此階段的中國兒童哲學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在1997年誕生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兒童哲學譯叢,包括李普曼的《教室里的哲學》一書以及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全套兒童哲學故事讀本及教師手冊共13本,這在迄今為止的兒童哲學翻譯工程中依然是“最大的手筆”。在此基礎上,河南焦作地區的學校、云南昆明鐵路南站小學、上海楊浦區六一小學和浙江溫州瓦市小學先后開始在各自的教育現場實踐兒童哲學,由此真正邁開了兒童哲學中國化的第一步。同時,學者們開始對本土的兒童哲學實踐投入極大的熱情并予以積極的評價和分析,主要集中于六一小學的課程實踐,包括其課程類型、討論模式、教學過程及案例、網站建設、與少先隊活動的整合、對學生觀念和能力的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等,對其他地區和學校的實踐現狀(如河南焦作地區、[10]陜西大荔縣仁厚里小學、南站小學、云南民航兒童哲學實驗幼兒園等)也略有涉及。在這個時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了馬修斯,他們積極論證“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并探討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從而為實現兒童哲學實踐模式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另外兩本海外兒童哲學作品(即羅伯特·費舍爾的《教兒童學會思考》[11]和詹棟梁的《兒童哲學》[12])的引進以及劉曉東三本兒童哲學著作(即《兒童教育新論》《兒童精神哲學》《兒童文化與兒童教育》)的出版,皆說明在第二個十年兒童哲學的學術研究開始發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3.緩慢發展和穩步提升期(2008-2016年)

  2002年時兒童哲學曾掀起過短暫的研究高潮,但是此后兒童哲學研究卻陷入低谷,并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緩慢發展的時期。這段時期的兒童哲學研究開始從小學教育階段向學前、中學乃至高等教育階段延伸,如金玲、[13]張曉蕾[14]對幼兒階段開展哲學啟蒙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進行了初步探討;劉晶、楊娟[15]對西澳大利亞高中階段的哲學課程進行了簡要分析;李怡然等[16]將兒童哲學應用于大學英語口語的課堂教學之中。對小學教育階段的研究不僅在空間范圍上有了擴大(北京芳草地國際學校、江蘇宿遷市眾興鎮中心小學、南京市江寧實驗小學等更多學校加入到了兒童哲學研究與探索的隊伍之中),且在內容上也開始由兒童哲學的校本特色課程轉向兒童哲學和語文學科或品德學科的融合課程。對兒童哲學刺激物的研究也開始興起,主要集中于繪本,學者們普遍認為繪本中存在大量兒童哲學的要素,[17]雖然繪本在兒童哲學界仍然存在爭議,[18]但是它們還是能有效地應用于兒童哲學的教學實踐之中,[19]尤其是在主題、情節、角色和語言等方面具有獨特魅力的思考故事,更能發揮優于傳統的IAPC教材的作用。[20]大量來自歐美日的哲學啟蒙繪本被引進到國內,繪本逐步成為兒童哲學實踐中的寵兒,也就在這段時期,中國第一套原創的兒童哲學啟蒙繪本(即酷思熊系列)也正式出版發行了。這一階段的學者也非常注重對前一階段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全面總結與反思,不僅指出了發展緩慢的多重原因,且探索了可能的突圍策略,從而為兒童哲學的中國化發展指明了方向。此外,這段時期還對馬修斯的《哲學與幼童》進行了修訂,并引進了其他兩本書,從而形成了完整的馬修斯兒童哲學三部曲。羅伯特·費舍爾的另一本代表作《創造性對話——課堂里的思維交流》[21]以及里夏德·普雷希特的《哲學家與兒童對話》[22]也被引進到國內。高振宇的《兒童哲學論》[23]和林靜、王凱旋的《兒童哲學智慧讀本》[24]則是兩本有代表性的本土兒童哲學著作,前者對兒童哲學課程的來龍去脈及各個基本要素進行了深入研究,后者可作為兒童哲學啟蒙讀本和兒童哲學課的教材。

  4.快速增長和多元發展期(2017年迄今)

  從2017年開始,兒童哲學研究駛入快車道,學術文獻呈井噴式增長的態勢,2017和2018年的相關文獻都在40篇(本)以上,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年的文獻產量。在某種程度上這得益于兒童哲學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以及連續組織的5個兒童哲學專欄。這段時期中國兒童哲學在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哲學的視角出發深度分析兒童哲學的文獻顯著增長,正是這些文獻推動了兒童哲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嚴謹性、豐富性和跨學科性,如夏素敏以邏輯學為切入點審視了兒童哲學的動因與內容;[25]鄭敏希探索了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士批判傳統認識論的若干命題對兒童哲學的啟示[26],并且以海德格爾哲學為立足點,討論了兒童哲學的“思與詩”的活動,提出兒童哲學是一種棲居于世的生活方式;劉曉東揭示了兒童哲學課的哲學基礎[28],尤其是從海德格爾、中國古代童心主義哲學和哲學發生學等角度討論了什么是兒童哲學;[29]高振宇以孔子對話的哲學思想與教育實踐對探究團體進行了解構與創新。[30]甚至對兒童哲學內部存在的“浪漫主義傾向”之批判也帶有濃厚的哲學味道。[31]兒童哲學所延伸出來的另一個重要議題“童年哲學”也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高振宇即對童年哲學的內涵、條件與意義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32]兒童哲學的實踐規模在這兩年也得到迅速拓展,南北兒童哲學的校(園)際聯盟相繼成立,參與的學校與幼兒園遍布全國,地區性和全國性的兒童哲學活動及會議也持續開展,兒童哲學相關讀物(包括引進版和原創版)陸續誕生,兒童哲學的本土化師資培訓體系得以建立。在此基礎上,對兒童哲學的實踐研究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過去三十年未得到關注的許多議題開始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主題,如兒童哲學與核心素養、[33]兒童哲學與關心[34]或關懷型思維、[35]兒童哲學活動的主題特征、[36]兒童哲學的戲劇游戲教學模式、[37]夏威夷兒童哲學的實踐模式、[38]兒童哲學與兒童讀經的比較[39]和兒童哲學教學過程中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40]等等。

  (二)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主要成就與局限

  對三十多年來中國兒童哲學的文獻,圍繞關鍵詞分別繪制Citespace知識圖譜(見下頁圖2)和CNKI知識網絡(見下頁圖3),兩者相對一致地呈現出在文獻中高頻出現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主要分布在兒童哲學的原理研究(如李普曼、馬修斯、童心主義、童年哲學、杜威等關鍵詞)、兒童哲學的課程研究(如兒童哲學課、幼兒園教育活動、校本課程、繪本等關鍵詞)、兒童哲學中的兒童研究(如天性、哲學家、愛智慧、兒童思維等)、兒童哲學中的學校及教師研究(如六一小學、南站小學、教師發展等關鍵詞)、兒童哲學的國際比較研究(如中國化、比較、美國、澳大利亞等關鍵詞)等領域。以下我們將以這五大領域為基礎,深入到文獻內部,全面總結中國兒童哲學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局限。

  1.兒童哲學的原理研究

  原理研究涉及到對兒童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主要包括兒童哲學的內涵及其發展、兒童哲學的意義與價值、兒童哲學的理論基礎、兒童哲學的先鋒人物、童年哲學等關鍵議題。兒童哲學的內涵界定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始終關注的重點議題,最早是根據李普曼的兒童哲學課程(Philosophy For Children,簡稱P4C)來界定的,及至目前它依然是我國學者對兒童哲學的主要理解方式。為了將P4C與兒童哲學的其他概念形態相區分,近來也有學者稱其為“兒童哲學教育”。自劉曉東開始,學界才開始注意到兒童哲學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即馬修斯的“與兒童的哲學”(Philosophy With Children,簡稱PWC),進而開始關注“兒童自己的哲學”(Philosophy Of Children,簡稱POC),尋求從兒童的視角出發,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不局限于學校教育)下,與兒童一起做哲學。也有學者(如詹棟梁等)認為P4C和PWC分別代表了美國和歐洲的兒童哲學之風格,不過正如筆者在《兒童哲學論》中所指出的,兩個地區的差異盡管存在但不能被過分夸大,兩者實際已呈現出彼此融合的狀態。無論是PWC這種基于兒童智慧而發生的隨性的動態的哲學對談,還是P4C這種體系化、教材化的面向兒童的哲學課程,在全球各地皆普遍存在,盡管后者在應用時并不一定會采納IAPC所開發的課程體系及教材。當然,在國際兒童哲學界還存在“由兒童創造的哲學”(Philosophy By Children,簡稱PBC)這一說,斯坦蕾、賴麗等學者就指出,PBC中的哲學是由處于游戲中的兒童、他們的會話、人與人、人與有機體和物質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強調刺激物(如故事)在兒童進行概念游戲的過程中被創造和搜集,倡導并發展兒童進行哲學游戲的能力。[41]關于兒童哲學的這個新表達方式,國內學者還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盡管在游戲層面,已經有學者(如孫麗麗等)進行了初步探索。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我國兒童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已經有學者(如童世峻、高振宇等)提倡對P4C做出新解,將傳統的P4C和PWC、POC、PBC都連接起來,整合為一個具有四大解釋維度的“新兒童哲學”,此點對兒童哲學概念的國際化發展亦具有重要意義。

  關于兒童哲學的理論基礎,學者們已分別從哲學、教育學、兒童觀、心理學四大角度進行了論證,重點關注的人物是杜威、盧梭、維果茨基、皮亞杰等,對于奠定兒童哲學理論基礎的其他維度關注不足,如喬治·米德的符號互動論、西方哲學中的對話傳統與兒童觀等。尤其是在中國情境下,兒童哲學更需要去尋找本土文化和智慧傳統中的根,因此須積極探索兒童哲學在中國獨特的理論基礎。兒童哲學的核心是“探究團體”(Community of Inquiry),對于此概念的理論來源、核心特點及其多元應用,也是這部分研究的重點,目前的研究對于其來源的探索不足,重點是介紹了它在實踐中的基本特點,對于其復雜的理論意義、在其他教育領域的應用,以及與實踐共同體、學習共同體等的比較研究也應進一步擴大。皮亞杰是馬修斯兒童哲學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國內對皮亞杰的反思力度明顯不足,相關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驗研究都缺乏,對國外新皮亞杰學派的批判性分析也同樣不足,進而減弱了確立兒童思維發展新理論的可能性。

  就兒童哲學的意義或價值來說,教育界的同仁已經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兒童的思維發展方面,早期更關注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近來開始關注團體協作、交往溝通和關懷思維等層面,從而將兒童哲學與學生核心素養的發展進行了對接。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教育學者意識到兒童哲學對素質教育及深化課程改革的重要意義,因此實踐該課程的幼兒園和學校在持續增加之中。但是學者們還普遍缺乏比較和宏觀的視野來審視兒童哲學本身,比如兒童哲學與國內目前在體制內外所倡導的其他教育創新項目(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學習共同體、戲劇教育、思維發展課堂等)在一些基本理念上是極相似的,如何分解出相似之處和不同點,強化彼此滲透與互補,以便合力推進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這是一個有待于深入研究卻極為重要的課題;兒童哲學對哲學發展的價值、對當代中國兒童研究共同體及基本范式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都還未引起廣泛的關注。甚至在理論界和實踐界,仍然存在質疑兒童哲學的聲音,一部分人是基于對兒童哲學的誤解(比如將兒童哲學等同于兒童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兒童進行嚴肅的哲學傳授等)所作出的誤判,另一部分人則在兒童是感性還是理性的形象問題上與兒童哲學發生了“沖突”,他們不認為兒童的精神世界應包含理性思辨的維度,這種維度“應”屬于成人的世界,也有的觀點認為將這種“非主流”的維度“放大”是走入了兒童浪漫主義的誤區。

  從上述爭議出發會衍生出一個新的可能領域,即童年哲學(Philosophy of Childhood),可視為“兒童哲學”的理論升級版,更重視對兒童或童年的哲學理論研究。李普曼、馬修斯、肯尼迪、可汗等國際學者已經就這個領域進行了初步探索,但是該領域對哲學自身以及整個兒童研究的價值還未充分顯現出來,有待于更多學者的深入挖掘,特別是要學習女性哲學的發展思路,去開辟一個有鮮明兒童立場和視角的新哲學領域。當前的兒童研究較多以新童年社會學的主要架構為基礎,童年哲學可扮演起更奠基的角色,對兒童或童年本身進行更徹底、綜合地審視與分析。目前國內已經涌現出一批關注此領域的學者,如劉曉東、鄭敏希、苗雪紅、高振宇等,不僅提出了童年哲學的內涵及其框架、建構策略與意義,而且從東西方哲學傳統(詹姆斯、海德格爾、孔子老莊孟子李贄王陽明等人的哲學思想)出發,力圖建立起具有濃厚哲學韻味的童年哲學理論體系。

  兒童哲學自身的發展離不開靈魂人物的推動,因此對兒童哲學的學術(史)研究應包含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在學術史領域又可稱為“學案研究”。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學術界對國際兒童哲學的兩大人物即李普曼和馬修斯進行了重點研究,并對二人的兒童哲學理念與實踐進行了比較。但是對李普曼的研究還主要局限在他創立兒童哲學的歷史背景與直接原因,以及他建構兒童哲學課程體系的種種努力上,對于他自身的思想來源及其演變歷程還缺乏關注,比如其學緣背景、求學歷程、與當時美國主要教育家和哲學家的聯系、學術發展歷程、貢獻與局限等。對馬修斯的研究也可遵循同樣的思路。另外,國際兒童哲學領域在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之后,已經涌現出像凱瑞·毛瑞斯、大衛·肯尼迪、沃特·可汗、湯姆斯·沃特伯格、菲利普·卡姆、王清思、潘小慧等在區域和國際范圍內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頂尖學者,他們每個人的研究緣起、歷程及貢獻都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兒童哲學研究專題,但是國內的研究者還缺乏對他們的關注,甚至連最基本的介紹也寥寥。此外,國內兒童哲學界的代表人物如劉曉東、于偉等(見下頁圖4和圖5),也應成為這種學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開拓。

  2.兒童哲學的課程研究

  對兒童哲學的課程研究實際上就是在傳統的P4C的框架下所進行的研究,通常包括兒童哲學的課程目標、課程資源、課程實施(即教學)、課程評價四大方面。就兒童哲學的課程目標而言,思考力的提升是最主要的關鍵詞,主要的思考力為批判思考力(另一說是審辯思考力)和創造思考力,這也是李普曼兒童哲學項目強調的重點。近來則拓展至關懷思考力的層面,并開始融合當前課程改革的熱點——核心素養,因而同時強調團體協作力和交往溝通力,這些共同構成了兒童哲學所欲發展的五種核心能力(5C)。當然在實踐界,也有把交往溝通力合并到團體協作力之中,因而統整為4C,以作為對P4C的另一種解讀。近來亞洲學者紛紛倡導將關心及關懷性思考作為東方兒童哲學首要關注的目標,這是基于東方文化更加重視倫理關懷之故,因此我國學者對關懷性思考的研究程度也應有所增強,并將之與中國哲學的倫理傳統進行對接。與此同時,兒童哲學也注重提升兒童對“哲學大觀念”的理解力,實現認識上的進步,即不斷逼近可能的真理,這是確保兒童哲學的探究具有教育性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這個方面已有文獻關注得并不足夠,比如如何界定這種進步,如何圍繞某個大概念設置橫向或縱向的“思想里程碑”,兒童在認識上的進步與哲學史上的種種解答方式或理論有何聯系等,都須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兒童哲學也致力于促成兒童在情感態度價值觀上的變化,特別是情商各個層面的發展,以及兒童在行為習慣及實踐方式上的改變,已有研究已經關注到這兩個方面,但是對兒童哲學與情商的關系、兒童哲學如何促成兒童由認知轉變走向行為轉變等議題,還有待于更進一步的研究。如今,我們主張將以上四個方面以中國傳統哲學的表達方式來加以統括,即技藝、義理、情意、修行。但是這四個方面均屬于“末”,兒童哲學的目標有其根或“本”,這個本就是古希臘哲學所強調的靈魂轉向或中國儒道學者所追尋的“道”,對此我國學者已有初步認識和討論,這也有望對國際兒童哲學的研究做出富有價值的貢獻。

 ?。?)兒童哲學的課程資源或刺激物。我國于1997年就翻譯了近乎全套IAPC學生用書和教師手冊,這在國際范圍內也是罕見的。最早期實踐兒童哲學的小學也曾嘗試使用過IAPC的教材,但此后未久便完全放棄了這套教材,轉而開發出具有校本特色的兒童哲學材料。目前至少有南站小學、六一小學、瓦市小學和芳草地國際學校等小學陸續開發出這類校本教材,對不同區域的兒童哲學校本化研究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對IAPC教材(尤其是更新版)和這些校本教材的深入分析以及比較研究,還有待學者的進一步開拓,特別要積極吸收IAPC教材的優勢,而不能以國情不同為由去制造降低哲學品質甚至意圖“照本宣科”的材料。繪本則成為第三階段以來兒童哲學課程資源中的一個熱點話題,無論是幼兒園還是小學低中段,對這類既有趣味又更加普遍的刺激物均予以了重點研究與實踐,甚至衍生出由我國中小學教師及學者主導的兒童哲學本土繪本的創作(如《酷思熊》系列、《嘰里咕嚕的哲學》系列等)。其他文本類的刺激物還包括寓言、童話、成語故事、神話、新聞素材以及語文、道德與法治等主流學科的教材,許多學校(幼兒園)對這些刺激物投入了大量人力進行實踐與研究,甚至通過校(園)際聯盟的方式(如杭州西湖區“語文+兒童哲學”聯盟),來拓展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動畫片(如《雨果帶你看世界》、《小豬佩奇》等)、游戲(哲學游戲、民間兒童游戲等)、戲?。ń巧缪莸龋?、音樂(如童謠)或美術作品(如世界名畫)等刺激物也開始受到國人的關注,并陸續有相關文獻的引進或出版,但由于實踐上的嘗試還處于初級階段,深度的反思與總結仍比較缺乏。

 ?。?)兒童哲學的課程實施。這方面以介紹李普曼兒童哲學模式的具體實施方法、本國代表性學校(如六一小學、南站小學和瓦市小學)的實施策略為重點。不僅涉及兒童哲學特色課的教學方法及過程,也包括兒童哲學整合課(與語文、品德、少先隊活動等)的實踐方式。國內學校及幼兒園在實施兒童哲學時,確實探索和總結出多種操作策略及模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特別是沒有局限于單純的口頭交流,而能有場地或活動的體驗。但是他們也存在偏好辯論、未能充分運用探究團體這種核心方法、以兒童哲學之名實施知識或價值觀灌輸之實等比較顯著的問題。兒童哲學與五大領域、一日生活及自主游戲等的整合研究,兒童哲學與數學、科學(或STEM)、藝術、綜合實踐活動等學科的整合研究,目前也都比較缺乏(合肥師范附小二小、泉州豐澤區第二實驗小學等則在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即便在語文領域,整合的維度也主要在閱讀層面,寫字和寫作這部分雖已開始得到關注,但相關研究只在少數學校(如浙江上虞華維文瀾小學等)進行。

 ?。?)兒童哲學的課程評價。這是目前國內兒童哲學課程研究最薄弱的地方。已有的評價在維度上涉及對教師課堂教學的評價、對學生發展結果的評價,主要利用的是觀察、訪談、問卷等比較常見的定性評價方法,并且屬于自主研發。近來古秀蓉、冷璐等開始引入IAPC專用的兒童哲學探究群體評價量表。[42]但是像批判思考力、創造思考力的測量,國際上已有通用的標準,兒童哲學界也有如新澤西推理能力測試這樣的測量工具,國內對這些量表的關注度不足,并且尚未將其應用于實踐之中,以對學生經歷兒童哲學之后思考力的真實變化進行科學測量。另外國際上也通過閱讀、數學、科學等領域的測量工具以及情感態度價值觀、人際交往層面的測量工具,來檢測學生在學習兒童哲學之后于上述領域的發展情況,而國內對這些量化的研究所知甚少,更未曾運用于實踐之中。這就限制了國人對兒童哲學的認可程度,從而阻礙了它的大規模推廣。

  3.兒童哲學中的兒童研究

  兒童哲學的基礎在于“兒童有自己的哲學”(Philosophy of Children),因此在兒童哲學領域中,對兒童的研究主要就在于揭示兒童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樸素哲學思想或從事哲學探究的重要時刻,以此來證明“兒童天生就是哲學家”這個關鍵性的命題。目前國內對兒童的哲學思想記錄最全面的要數周國平,在《寶貝,寶貝》[43]和《女兒四歲了,我們開始聊哲學》[44]等書中,他通過對自己女兒啾啾的觀察,詳細再現了3-12歲兒童在時間、生命、死后生活、長大、名實關系、本體、感覺、真理、意識、事實與現實、知識等涉及多個哲學領域的困惑與思考歷程。林德宏也同樣對自己的兒子苗苗做了深入觀察,通過真實案例總結了兒童在哲學思維上的特點。[45]教育界的研究者(如史愛華、張莉、杜燕紅、朱國潔等)對兒童的哲學思考還未進行過如此詳細的記錄,通常是截取兒童生活中的幾個片段或從別處引用幾個案例,來說明兒童提問或“原聲音”中所包含的哲學因子,并總結兒童哲學思考的特點。對于兒童哲學的年齡起始以及各個年齡段(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兒童在哲學思考上的不同特點、發展軌跡等議題,國內學者也未進行過深入研究,因而對實踐過程中開發基于兒童的哲學課程構成了挑戰。比較有趣的是,通常學界會認為兒童從三四歲開始才能進入到哲學思考的高度,但是伴隨《寶寶也是哲學家》[46]的出版,這種年齡的邊界被打破了,顯然國內學者對0-3歲年齡段兒童的哲學探索歷程及特點尚未做過任何研究,而對國際學界來說這也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新話題。當然,兒童哲學中還有許多值得鉆研的其他兒童議題,如兒童是如何體驗哲學課程從而推動自身成長的,兒童哲學中的同伴交往、師生交往、親子交往、兒童文化(如團體探究中存在注重“言說”的文化,會對不太愛說話的兒童構成某種壓迫),如何處理兒童哲學與兒童研究其他領域(如兒童社會學、兒童人類學、兒童文學、兒童心理學等)的關系,以及如何借用后者來進一步挖掘兒童哲學學術潛能等等。目前由于兒童研究在整個教育界還處于草創階段,成果偏少,所以學者在探索兒童哲學時很少會聯想到兒童研究的其他領域,進而限制了研究的思路與深度。

  4.兒童哲學中的教師研究

  教師研究也是兒童哲學學術領域內相對薄弱的一環。最為普遍的研究內容為教師的角色,學者們普遍意識到團體探究環境中的教師角色和常規課堂教學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因而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種新的角色包括引導者、指導者、啟發者、助動者、組織者、共同探究者、思維技術顧問、“大朋友”、參與者、評論者等。在這種角色之下,教師須履行諸如經營探究團體、參與探究、引導對話、開展思維游戲等職責。此外,少數學者(于偉、段為等)還談到了兒童哲學教師所應具備的素養,并談及教師缺乏這些素養的具體表現以及提升的途徑與策略。張麗芳還從六一小學的經歷出發,特別談到了兒童哲學課程開發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47]但是在兒童哲學領域內的教師研究還未能與整個教師研究的學術傳統與前沿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因此相關的諸多議題仍可以在未來進行深入的探究,比如教師樂意開展或抵觸兒童哲學的表現及可能原因、兒童哲學專家型教師與新手教師的區別、兒童哲學教師的專業發展之路、兒童哲學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如重塑其兒童觀和教育觀等)、兒童哲學教師的自我研究或敘事研究、兒童哲學教師的自我效能感或倦怠感及其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關系、兒童哲學教師的知識結構或專業資本、兒童哲學教師的職前和職后培養體系等等。

  5.兒童哲學的國際比較研究

  從當代的視角來看,兒童哲學是屬于從美國引入的“舶來品”,因此從開始時國內學者就進行了國際化的研究,這種研究集中體現在對美國兒童哲學促進協會(IAPC)和李普曼、馬修斯等人思想的研究。如馮周卓、周慶行等討論了IAPC組織的具體運作和發展歷程;高振宇、鮑夢玲等對IAPC系列教材的特點(插圖、語言、情節、主人公、邏輯訓練等)進行了分析;胡也、吳巖等則從課程理念、教學法、環境營建等角度對IAPC的兒童哲學課程進行了介紹。也有少數研究者提到了兒童研究國際協會(ICPIC)以及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如余保華、劉晶、楊娟等對澳大利亞的兒童哲學發展歷程及概況進行了詳細研究。2019年1月《上海教育·環球教育資訊》發表了一組兒童哲學的國際研究論文,具有填補空缺的重要意義,其中介紹了英國、[48]美國夏威夷[49]和韓國[50]的兒童哲學發展歷程、主要研究機構、實踐模式、在學科中的應用等并進行了簡要評論。高振宇在《兒童哲學論》里也提到了巴西、丹麥、韓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的兒童哲學發展概況。未來須借助社會學、心理學、統計學或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對有關國家的兒童哲學發展情況與成果進行定量或定性研究,尤其是鄰近的亞洲國家(如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和歐洲大部分國家(如法國、德國、俄羅斯、西班牙、丹麥等),并進行跨文化、跨國家或跨區域的比較,以便揭示各國兒童哲學不同發展狀況背后的影響因素,汲取必要的經驗以為我國兒童哲學的發展搭橋鋪路。當然,國際比較研究的另一面應當是在了解國外概況的基礎上探索本土化發展的可能路徑,以便發展出具有本國特色的兒童哲學模式,與國際同行展開平等對話。其中,陳薈、高振宇、湯廣全、楊隸瑛、黃彬、魏桂軍、駱明丹等都對兒童哲學中國化過程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內外原因、解決對策等進行了重點討論,為未來兒童哲學的優化發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中國化的研究若停留于此仍是遠遠不夠的,須進行更加實質性的探索,解決如何基于中國傳統文本來開展哲學探究、如何基于中國傳統智慧來構建中國兒童哲學的理論框架甚至是流派、如何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實踐模式等,才能在國際兒童哲學研究的舞臺上有一席之地。

  三、中國兒童哲學研究的未來展望

  目前我國正在積聚越來越多關心和研究兒童哲學的學者,這些學者的主體依然來自教育界,但文學界、哲學界和心理學界的學者也陸續加盟到兒童哲學的研究陣營中來,促使兒童哲學的隊伍保持不斷擴大之勢。在早期,兒童哲學的各類研究者及研究機構之間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政的境地,彼此缺乏深度的交流與合作,導致兒童哲學整體發展緩慢?,F如今,伴隨相關研究機構的推動及期刊專欄的建立、全國性及地方性兒童哲學會議的召開、兒童哲學系列譯著和著作的出版、學校及幼兒園兒童哲學實踐聯盟和專家指導委員會的成立等,各個研究者或研究團體之間的緊密合作關系已經初步成型,這些都可為提升中國兒童哲學研究成果的質量與數量、形塑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哲學理論與實踐模式等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除加強內部團結以形成研究合力之外,中國學者也積極走出國門,通過參加兒童哲學國際委員會雙年會、世界哲學大會、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年會及世界兒童研究大會等,向國際同行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并開展更富有建設性的平等對話。在未來,我國學者至少會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為國際兒童哲學研究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其一是展示中國兒童哲學在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社區、家庭、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的實踐經驗,特別是分享中國教育者在課程目標的重構、刺激物的開發、教學模式的多元發展、課程評價的設計與實施、家園或家校合作的策略、跨學科(從語文品德走向數學科學和藝術)整合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二是結合中國傳統及當代的哲學智慧,提升兒童哲學研究的理論深度,形塑具有中國特色的兒童哲學理論流派,特別是要在境內推動童年哲學的領域建設,將兒童哲學的研究從傳統的教育應用研究導向對兒童、童年的哲學研究;其三是連接更廣泛的、具有超學科屬性的兒童研究領域,與兒童社會學、兒童史學、兒童人類學、兒童經濟學等研究方向保持緊密聯絡并加強有意義的對話,積極吸收這些分支方向的理論成果,從而顯著擴大兒童哲學研究的主題范圍并提升其理論探索的深度。以上三個方面都是目前國外學者關注較少且成果相對缺乏的領域,而中國學者中已經有部分代表及所在機構在往這些方向發展,如關于童年哲學的國際國內專欄正不斷確立、融合兒童哲學研究的“新兒童研究”期刊正在籌備之中、以兒童研究為主題的學術年會將持續舉辦等等??梢云诖氖?,未來中國學者將會開展更多本土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發表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國際兒童哲學學術界也將會涌現出越來越多的中國原創聲音,從而真正實現魯迅先生所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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