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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
2021年03月09日 09:33 來源:《思想戰線》2021年第1期 作者:周平 字號
2021年03月09日 09:33
來源:《思想戰線》2021年第1期 作者:周平
關鍵詞:中華民族;民族國家;全民一體;多元一體;兩種屬性;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華民族;民族國家;全民一體;多元一體;兩種屬性;

作者簡介:

  摘 要:中國的發展將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凸顯于歷史舞臺的當下,對中華民族形成完整、準確的認知的問題隨之突出。而要達此目的,中華民族由全體中國人組成這一現代民族的基本屬性,再也不能被忽視了。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是中華民族在近代成為一個現代民族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中華民族之所以是現代民族的本質所在。費孝通先生著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斷,也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與“多元一體”兩種屬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不同側面體現中華民族的本質。今天,正視并弘揚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關乎能否對中華民族形成完整、準確的認知,關乎對中華民族朝著什么樣的方向去進行想象,關乎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對中華民族進行進一步的塑造。

  關鍵詞:中華民族;民族國家;全民一體;多元一體;兩種屬性;

  作者簡介:周平,法學博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四部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云南大學基地”首席專家,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云南昆明,650091)。

  一、導 言

  今天的中國,“中華民族”無疑是一個最響亮、最有影響的詞匯。然而,在“中華民族”被一再提及之時,對中華民族進行準確認知問題并未完全解決。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共同體,這是出現最多也最有影響的界定。然而,這并非對中華民族的專門定義,也未揭示中華民族的底層邏輯。從實際意義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由全體中國人組成的民族共同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毛澤東在宣告“中國人站立起來了”的同時,還宣告“我們的民族站立起來了”。1這樣的宣告明確地表明,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整體是同一的。費孝通在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時候,表述得更是清楚。他首先說:“我將把中華民族這個詞用來指現在中國疆域里具有民族認同的十一億人民?!痹诖嘶A上,他才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命題。2遺憾的是,中華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組成的共同體的判斷和認知,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未受到重視,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但問題是,抽離了中華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組成的共同體這一基本的屬性,就無法對中華民族形成一個完整、準確的認知,也無法充分揭示和運用中華民族內涵的全部價值。

  二、中華民族“全民一體”屬性的形成

  中國疆域上的人們,因為共處于一個名為“中國”的國家之中并認同于中華民族,所以成為一個以國家為范圍、形式和表征的共同體,即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民族實體。這樣的民族當然與組成它的56個民族相區別?!八鼈冸m則都稱‘民族’,但層次不同?!?這樣的民族,本質上是一個“代表步入現代國家的民族性國民稱謂”,4其實就是作為現代國家形態的nation-state中的nation。

  民族國家之民族的外部形態是人群共同體,所以常常被與特定的歷史文化凝聚成的人群共同體混淆,其特殊的本質往往因此而被忽略甚至被抹殺。其實,這樣的民族并不是今天很多人基于國內56個民族的認知所理解的民族。它與民族國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互為表里,是民族國家或現代國家的全體國民組成的國民共同體,實質上是以國家為單位的人口組織形式,蘊含著在長期歷史過程中所積淀下來的社會政治機制。在“民族”概念被推廣運用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將其與作為歷史文化共同體的民族相混淆,此類民族也因其突出的國家屬性而被界定為“國族”。

  這樣的民族首先形成于西歐。在歐洲的中世紀,國王、教會、貴族、農奴成為社會結構中的基本力量,并進行著持續不斷的互動。最終,王權不斷加強并走向了絕對,民眾則通過對國王的效忠和依附而獲得保護,形成了對國王的權利義務關系,逐漸實現了人身關系的去依附性和去地域性,演變成為了君主的臣民。同時,臣民化的人口又在王朝的統治下持續整合,成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5臣民身份人口的自我意識促成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并導致民族與王權的二元性關系的形成和凸顯。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國家的主權轉移到了議會手中,實現了由“王有”到“民有”的轉變,國家因此便由“君主之國”轉化成為“民族之國”,導致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產生。由此,社會人口與國家建立了直接的關系,進而促成人口的社會政治身份由臣民轉變成為國民。為體現民族國家由于民族擁有主權而實現的民族與國家結合之本質,民族國家基于一元性的國民權利構建了完整的國家制度體系。隨著民族國家制度體系的構建和完備,人口的國民身份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充實,并進一步深化了與民族國家的有機結合。因此,民族也成為由全體國民組成的共同體。

  民族國家最早出現于英國,由國民組成的民族隨之形成?!啊鈽s革命’后,……英國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國家不再屬于君主個人,而屬于整個‘民族’。于是,英國民族國家形成了?!?然而,這樣的民族得到正式確認,尤其是獲得制度保障,則是在法國大革命中。1789年8月,法國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第三條規定:“整個主權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La Nation)。任何團體或任何個人皆不得行使國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边@一宣稱不僅確定了“主權在民”原則的基本內涵,而且“把民族(nation)確立為集體認同,把公民權和民族主權確定為法蘭西民族認同的基礎”,7從而也確定了民族的國民共同體性質。正是由于如此,“歷史學家漢斯·科恩(Hans Kohn)認為,在1789年法國革命初期,這個術語(即nation,譯者注)獲得了其現代意義,即把全體人民都包括在這個概念中?!?于是,“在當時,‘民族’即是國民的總稱,國家乃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9因此,“不僅為法國政治生活奠定了人民主權、代議制、法制和分權制的重大原則,而且對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和美洲各國的革命運動起到了巨大的啟蒙和推動作用”。10這也表明,“并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11如黑格爾所說:“民族不是為了產生國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國家創造的?!?2

  這樣一種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民族,并不是社會人口在國家框架下簡單聚合的產物,而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經歷若干歷史事件或變革才形成的,因而雖然表現為一個具有國家形式的人群共同體,實則包含著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等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機制,成為現代國家條件下將國民整合為一個整體的有效形式,即現代國家的人口組織形式。13

  在中國,這樣的民族是在近代的民族國家構建背景下,經過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而逐步構建起來的。一方面,通過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人口國民化過程對傳統人口形態進行改造,逐漸塑造了嚴格意義上(而非喻指)的“中國人”,即中華現代國家的國民;另一方面,促成了逐步形成的國民(“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以及在“中華民族”的族稱和標識下的凝聚,實現了國民整體化,將全體國民凝聚成為了一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現代民族。

  首先,民族國家議題的形成,導致了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的濫觴。在鴉片戰爭后落后挨打的困境中探索救國圖強之道的先賢們,經歷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也看到日本通過現代國家的構建而走向強盛,逐漸將目光投向了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孫中山在1903年8月提出了“創立民國”14的主張,1905年8月又將“創立民國”寫進《中國同盟會總章》,1906年在領導制定的《革命方略》中進一步提出了“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者皆平等以有參政權”15的主張。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則將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民族”“國民”概念引入國內,創立了“中華民族”這樣一個重要概念。這些意識形態內涵突出的概念在國內的傳播,一方面為民族國家議題提供了解釋和論證的依據,如以“國民”來解釋“民國”,將擬建立的中華現代國家界定為國民國家,以凸顯其主權在民的本質。另一方面,則是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動員作用,在古老的社會中播下了新思想的種子。從總體上看,“國民”觀念的傳播,為將傳統社會身份的人口塑造為國民即人口國民化,進行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傳播,則為將個體性的國民凝聚為一個整體即國民整體化,提供了族稱和認同的符號。

  其次,民族國家構建的開啟,推動了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進程。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得到了初步的實現。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近代的西方政體模式,取代中國古老的政體”,16開啟了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進程?!皝喼薜谝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告誕生”,17則終結了中國延續數千年的王朝國家歷史,標志著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出現。隨后,為建立新國家而采取的政治步驟,如國會和地方議會的選舉,以及復辟與反復辟、五四運動、聲勢浩大的國民革命等,則徹底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國”與“民”的關系,同時也建立了從未有過的“國”與“民”的關系,尤其是中華民國以“民”來界定“國”,將“民”與“國”結合在一起。這些對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一是“國”與“民”關系的根本性變化,為社會身份體系中長期延續的臣民身份向國民身份的轉變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促進了人口國民化的發展。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權“中華民國”以“國民”來命名,體現了現代國家的主權在民的原則。18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則明確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9這一系列的政治象征和憲法規定,第一次以憲制性文件確定了國民的國家主權者身份,在憲制的層面上實現了國家的國民化,為人口國民化提供了有力的憲法支撐。五四運動以及國民革命所傳播的新思想和新觀念,對于民眾對國家以及自身與國家關系的認知的深化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而將人口國民化推向了深入。二是,“‘五四’運動之后,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之初以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識界和輿論界,中國各民族一體化的‘中華民族’概念和觀念得以基本確立、并逐漸較為廣泛地傳播開來”。20“不僅國民黨人和國家主義派(后成為青年黨)人士,共產黨等其他政治派別和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國各民族人民相對平等構成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上,頻繁地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概念?!?1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思想。這一切為國民對“中華民族”認同,進而在統一國家框架下朝著凝聚為一個國民共同體方向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再次,民族國家構建的全面推進,促成了人口國民化和國民整體化的基本實現。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1928年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在此條件下,國民政府按照孫中山擬定的體現“‘國民’身份是構建中華民國國家體制的基石”22原則的《建國大綱》,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政府體制和國家法制體系,將國民置于一個現代國家政府的統治之下,使中華民國建立所導致的“國”與“民”關系的調整逐步制度化和體制化。其間,中國人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過程中加強了團結。這對人口國民化及國民在“中華民族”族稱下的凝聚,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國民政府對政權所進行的國民性或國民化的論述和定位,以及以國民管理方式進行的統治,尤其是《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以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的規定,既確定了國民的主權者地位,也對國民身份作了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了人口國民身份的憲法確認。另一方面,經由逐漸推進的人口國民化而實現的社會人口身份由臣民轉化而成的國民,在統一國家的制度框架下增強了對“中華民族”認知和認同,實現了國民整體化。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帶給中國人民的亡國滅種的危險和巨大的外部壓力,既激發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也激發了中國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進而加強了“中華民族”族稱下的凝聚。1939年發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大討論,則標志著國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由自發走向了自覺,在人口國民化的基礎上實現了整體化??谷諔馉巹倮?,一個由全體國民組成的現代民族——中華民族就浮出了水面。

  最后,民族國家的全面建立,標志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最終完成。1946年全面內戰開始尤其是國共關系完全破裂后,國民黨政府的人民性缺失的缺陷充分暴露,并朝著反人民的方向發展。這就表明,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方案破產了,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23的歷史時機已經到來。在此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力量,既對其進行了思想的批判,也對其進行了武器的批判,最終實現了對資產階級性質民族國家架構的徹底改造,并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設計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在此過程中,前期的人口國民化塑造的國民身份也經歷了人民性改造,成為了人民民主國家的新國民,即全新的中國人,由此結合而成的國民共同體——中華民族,也具有了新的內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民眾不再是文化意義上那種喻指的“中國人”,而是新型的民族國家的新國民,具有了突出的國家意涵。這樣的“中國人”又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凝聚為一個現代民族。因此,毛澤東在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同時,也宣告中華民族從此站立起來了。

  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站立起來并屹立于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就是由中國人組成并認同于中華民族的國民共同體,就是一個“全民一體”的結構或實體,完全具有現代民族或國族的性質和特點,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民族。

  三、“全民一體”與“多元一體”屬性的互嵌

  中華民族的構建,還必然地牽涉國內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議題出現后,與民族國家具有綁定關系的國民、民族等概念隨之進入。這些與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并從不同側面體現民族國家本質的概念,是描述性的也是價值性的,蘊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社會動員功能。因此,這些概念在國內傳播后便迅速產生了動員作用,并導致了相應的社會政治過程?!皣瘛备拍畹膫鞑?,導致了社會人口或民眾的國民意識的覺醒,促成了人口國民化及“民”與“國”關系的逐漸調整,為國民在國家內的整合和在“中華民族”族稱下的凝聚奠定了基礎?!懊褡濉备拍畹膫鞑?,則導致了以“民族”去描述和分析國內族類群體及其關系的范式的形成和鞏固,促成了這些群體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朝著民族方向進行的想象,從而為國內各民族的構建及其在“中華民族”族稱下的凝聚奠定了基礎。

  中國自古就有遼闊的疆域,且疆域的不同區域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生活于疆域內不同區域的人們,在適應環境而生存的過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歷史和文化,不同的歷史文化又成為紐帶而將人們聯結成了不同的群體。這樣的群體本質上是歷史文化群體?!懊褡濉备拍钣诮牒?,歷史上的這些群體也就以“民族”概念來指稱。但在歷史上它們的自稱和他稱大多為“××人”,是一種由于共享相同的文化而凝聚起來的人群共同體,沒有形成統一的族稱及族稱認同,也不享有國家賦予并保障的集體權利,與今天的56個民族存在著深厚的歷史聯系又具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它們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續進行?!八闹髁魇怯稍S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4在中華民族于民族國家構建的進程中成為現代民族之前,這個多元統一體是以一種歷史趨勢的形式存在并發揮影響的。

  促成這些群體朝著一個整體演變的因素,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融入了其他族體文化的龐大的漢族群體,形成一個巨大的凝聚核心,25并對整個族際關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二是統一的國家框架、行政體系和疆域,對族際間的互動形成根本性的規約;三是大一統的觀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天下觀,成為官方和民間的共識,對族際關系產生持續的影響;四是王朝所創造的輝煌文明,對周邊的其他族群具有強烈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各個族類群體便形成了費孝通所說的“你來我去,我來你去”,進而在統一框架中通過文化的交融而實現的融合,從而形成一個融為一體的歷史趨勢。

  “民族”概念在國內廣泛傳播以后,現實存在的各個族類群體的自我意識也受其影響而迅速覺醒并逐漸增強,并朝著民族的方向進行想象和凝聚,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在中華民族構建之外的另外一個民族構建過程,即各個民族的構建,核心是少數民族的構建。這樣的民族構建是在統一國家框架內尤其是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背景下實現的,并與中華民族的構建交織在一起并深受其影響。26因此,各個族類群體在構建為民族的過程中也實現并加深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以及在中華民族框架下的整合,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組成單元。

  中國歷史上存在的眾多族類群體構建為民族,主要表現為非漢民族群體構建成為少數民族。隨著這些非漢族民族群體構建成為各個少數民族,漢人自然也就成為了漢族。而少數民族的構建,是通過對少數民族的各種“確認”實現的。一是,梁啟超在區分“小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的基礎上來界定中華民族,將中華民族界定為“合國內諸族為一體”的整體。由此形成的“國內諸族”概念,就為少數民族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實現了少數民族構建的觀念確認;二是,辛亥革命在終結王朝國家而建立共和之時提出的“五族共和”,確定了漢、滿、蒙、回、藏的民族地位,實現了對少數民族地位的政治確認;三是,國共兩黨在政策文件中使用了“少數民族”概念,也就對少數民族進行了政策確認;四是,1946年底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上,少數民族代表“主動接受并開始習慣以‘少數民族’自稱”,并“積極爭取自身的民族權力”,27從而實現了少數民族的自我確認——這也成為少數民族民族意識覺醒的一個標志;五是,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制定的憲制文件《共同綱領》,不僅確定了少數民族的地位,而且確立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而實現了對少數民族構建的制度確認;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在全國范圍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確定了中國的56個民族,從而實現了少數民族構建的實踐確認;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相關的理論表述中廣泛地使用少數民族概念,實現了少數民族構建的理論確認。經過了如此一系列的“確認”,歷史上非漢族群體就構建成為了少數民族,漢人則成為了漢族。

  逐漸成為民族的少數民族及漢族,卻又一步步地形成和加深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從而逐漸凝聚為了一個整體,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族類群體在構建為各個民族的過程中之所以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形成認同和凝聚,四個因素發揮了關鍵作用:一是歷史上形成的各個族類群體融合為一體的趨勢。各個族類群體圍繞著一個核心而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進而朝著融為一體的方向發展,這樣的趨勢是強大而有力的。二是各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構建是在中華現代國家的框架下實現的。中國近代以來各民族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構建,并不是一種獨立的民族構建過程,它們在統一國家的框架中和中華現代國家(或民族國家)構建的進程中實現,是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總體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最終完成,是由構建完成的中華現代國家通過民族識別政策而實現的。三是中華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強大的統攝能力。在民族國家的構建中,歷史上的臣民人口在經歷國民化的同時,又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實現了組織化和整體化,既順應了民族國家構建的要求又支撐了民族國家的構建,進而與統一的民族國家融為一體。因此,國家整合國內人口和族群的功能,也通過構建中的中華民族體現出來,中華民族因此而對構建中的各個民族形成了包涵關系。四是各個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整體中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也是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頂和利益保障。中華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的大家庭的描述,就說明了這一點。中華民族是56個民族共同的家,56個民族在這個大家庭中共同發展和繁榮。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歷史上的眾多族類群體在構建成為56個民族的同時,也在“中華民族”的族稱下加強了凝聚,最終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共同體。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宣告“我們的民族站立起來了”,中華民族由國內眾多民族組成的結構和屬性就已經形成。經由民族識別而確定了國內的各民族后,中華民族由國內的56多個民族組成的“多元一體”就最終確定。這就不僅解決了中華民族由國內56個民族組成的問題,而且解決了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與歷史上的民族群體的關系問題,從而將中華民族與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民族群體連結了起來,接續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演進與歷史上的族際互動,聯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形態與歷史上的存在形態,開通了理解和把握中華民族的現代內涵與歷史內涵的通道。

  但有意思的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多元一體結構和屬性,卻未能及時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得到肯定,并未形成一個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判斷或理論表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了近40年。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理論嚴重落后于現實的狀況,根本原因在于,中華民族被虛置或虛擬化了,中華民族很少被提及,但凡涉及或論及民族,說的都是少數民族,形成了一種少數民族意義上的民族觀??傊?,“把‘民族’這個核心概念定位在56個‘民族’這一層面,其客觀結果是架空和虛化了‘中華民族’”。28既不談中華民族,何談多元一體?

  1988年,費孝通在尚未實現主權回歸的香港的中文大學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著名演講,實現了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結構和屬性的理論確認。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在肯定國內50多個民族單位的民族地位的基礎上,實現了對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的肯定和強調,并通過歷史上的中華民族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近代構建起來的中華民族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的界定和區分,進一步突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實體的內涵,進而又通過各個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論述,突出了各個民族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隨后,相關的理論和政策闡釋中的“三個離不開”和中華民族大家庭等論述,進一步鞏固和夯實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屬性的內涵。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與“全民一體”屬性一樣,都是在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中,由特定社會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它們各自有自己的歷史和現實根據,有獨特的形成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獨特內涵,因而是一種在必然性基礎上形成的客觀性,絕非主觀的臆造或臆斷,從不同的角度表達或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特殊本質。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表明,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具有現代民族的一般本質和特征,是中華現代國家的主權者,與那些最早構建民族國家因而也最早出現的現代民族并無本質的區別,完全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則表明,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中華民族,具有由中國輝煌的歷史和文明所賦予的獨特本質,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因而與其他現代民族相區別。對于中華民族來說,這兩種屬性都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中華民族的本質。

  同時,中華民族的這兩種屬性,又不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它們不僅共存于中華民族這個統一體中,而且相互嵌入、相互依存、相互規制,形成一種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在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中,通過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而形成,成為了全體中國人或國民組成并具有國家形式的共同體,從而具有“全民一體”的屬性。全體國民又是由歷史上不同民族群體的成員演變而來,并在近代以來的民族構建中分屬于國內不同的民族。最終,這些具有國民身份又具有族屬身份的成員組織的各個民族,又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從而使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的屬性。兩個屬性就這樣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離開了中華民族“全民一體”的屬性,就無法形成和說明“多元一體”的屬性;離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屬性,也無法揭示“全民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本質,無法說明中華民族的真正內涵。

  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演講中,也是首先明確中華民族由中國疆域內的全體人民組成的事實,即確認了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然后才得出了中華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的判斷,確定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本質的分析和論述表明,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是在“全民一體”屬性基礎上形成的,正是由于全體中國人構成了中華民族,才能在中國人的范疇內確定56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結構性特征。

  四、中華民族“全民一體”屬性被忽略及其后果

  然而,盡管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與“多元一體”屬性一樣早已形成,其事實存在已經延續多年,但它并未在認知中得到清晰的體現,更沒有成為主流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成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不存在需要討論和確認的問題,已經成為了常識性的存在,因而無需加以強調。與此同時,剛剛建立的共和國卻面臨著在邊疆多民族地區建立地方政權,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制度統一,完成國家整合的艱巨任務。而恰當應對作為中華民族之組成單元的各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尤其是與少數民族有關的問題,又是在此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為了疏通民族關系、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黨和國家推動開展了全面的民族工作,進行了全國范圍的民族識別,開展了以少數民族為主的民族研究。29在此情況下,少數民族及其相關的問題便在政策、認知和實踐多個層面被不斷地凸顯,“少數民族”和“民族關系”也成了使用頻率極高和使用范圍極廣的詞匯。

  于是,在當代中國的民族認知問題上,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少數民族及其相關問題一再被提及并被泛化,與其相關的區域被稱為“民族地區”,與其相關的工作被稱為“民族工作”,與其相關的政策被稱為“民族政策”。久而久之,“民族”也就當作專指少數民族的概念,形成了特定的民族觀。30另一方面,“‘中華民族’被架空和虛化”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中華民族幾乎不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皆不提“中華民族”——在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增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提法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一直沒有“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都不提了,中華民族的屬性當然也不會被提及:既不談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也不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受到嚴重破壞的民族政策得到恢復。改革開放中,為了維護少數民族的利益、調動少數民族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黨和國家又出臺了一系列維護少數民族利益的政策。其中,1984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一系列的政策在維護少數民族權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影響,極大地提升了少數民族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效地調動了少數民族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少數民族身份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在此背景下,少數民族的自我意識快速地覺醒和增強,弘揚民族文化和凝聚自我意識的風氣逐漸形成,民族利益訴求的表達漸趨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中心工作由“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了經濟建設。1983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轉《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時,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進行批判,31民族問題在階級及階級斗爭的框架中進行分析和論述的桎梏因此被破除。因此,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導致的左傾錯誤擴大以后,由于強調階級斗爭而凸顯的階級身份對民族身份所形成的制約,也隨之而全面解除。隨著制約民族身份和少數民族權益維護的思想和觀念被破除,少數民族的身份和權利穩步發展的趨勢逐步形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民族話語皆圍繞少數民族而展開,民族概念、民族話語、民族研究逐漸固化于少數民族,談論民族問題只談少數民族相關的問題以及少數民族的權益及其保障。在此情況下,中華民族被架空和虛化的問題更加嚴重、更不被當作民族實體來看待,而是被看作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統稱,進而演變成為抽象的概念。既然如此,中華民族“全民一體”和“多元一體”這些屬性都不在談論之列,所以就不被提及。

  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實體性質不被承認的情況下,費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著名演講。這一理論傳回大陸后,迅即得到學界和官方的積極回應。這一充滿洞見和智慧的學術成果,尤其是所闡明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在肯定了國內諸多民族的地位的基礎上,強調和突出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的性質和地位,將中華民族重新拉回并凸顯于當代中國的舞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轟動效應。

  費孝通的論斷完整、嚴謹并具有豐富的內涵。他首先把“中華民族”用來指具有民族認同的中國人,在此基礎上提出,中華民族是一體,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進而還強調,中華民族與其所包括的民族單位都稱為“民族”,但層次不同。這樣一個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理論,在中華民族的認知和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一理論既滿足了少數民族要求承認自身民族實體地位的訴求,也滿足了官方通過中華民族來尋求國家和民族統一的合理性的愿望,還實現了將中華民族的今天與昨天相銜接的邏輯連貫。

  但是,在這一理論被廣泛接受的同時,也出現了被人們各取所需地加以利用的問題。比較突出的,一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中華民族就是全體中國人組成的共同體這個前置性判斷,只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并將其作為對中華民族的唯一判斷;二是,有論者在肯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質的基礎上,以“多元”是實、“一體”為虛的論證,對中華民族的實體性質進行解構。因此,費孝通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理論后,否定中華民族的聲音仍不時出現,有的“權威學者甚至提出應廢棄‘中華民族’這一提法”。32在此情況下,把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結合起來,通過揭示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內在結合的本質而進行的研究,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民族的實體地位,凸顯了它對于中國的不可或缺的性質。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提出后,中華民族兩種基本屬性中的“多元一體”屬性得到凸顯,但“全民一體”的屬性仍未在理論和政策上得到肯定。畢竟,在幾十年中一再強調各個民族,憲法和官方文件中也只有“各民族”的概念而不提中華民族,人們已經形成了看待民族的固定范式,所以對與各民族不同的中華民族缺乏認知準備。但是,對中華民族本來具有的“全民一體”屬性的忽略,又必然地引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從認知層面來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民族,是在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進程中逐步構建起來的,并與中華現代國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中華現代國家的基石,為中華現代國家制度機制的構建和運行提供了倫理支撐,為國家的團結、統一和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又把中國歷史上的族際關系與近代以來的民族構建聯結了起來。因此,能否對中華民族形成全面而完整的認知,牽涉到對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民族國家制度機制的倫理基礎以及中國近代歷史內涵的認知,牽涉到對當代中國族際關系與歷史上族際關系、中華民族的成員與組成單元關系的認知,牽涉到對中華民族的豐富內涵及其蘊含的社會政治機制的認知,牽涉到對中華民族所蘊涵的歷史、文化、政治資源的認知和開發利用。而這里涉及的諸多問題皆與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關聯,忽略或撇開“全民一體”屬性,就無法對這些重大的問題做出準確而全面的認識,甚至不能充分認識在國家發展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強調并突出中華民族的重大意義。比如,撇開中華民族的“全民”的一面,就無法對中華民族所蘊涵的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等機制形成正確的認知,也無法對國內各民族“交融”的基礎、本質和走向形成充分而全面的認識。

  從觀念層面來看,中華民族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構建,對于當代中國的統一、穩定和發展,以及對中國的崛起并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心來說,都發揮著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對中華民族所發揮作用的看法,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的基本內容,并影響到對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的想象。中華民族本來具有“全民一體”和“多元一體”兩種屬性,前者中的“全民”蘊含或突出了中華民族成員的國民身份的同一性,后者中的“多元”突出了中華民族組成單元的差異性,兩者的有機結合并相互制約所形成的平衡,保證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其內部的張力與合力之間的統一。如果在中華民族觀念問題上忽略“全民一體”屬性,那就可能會形成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問題上不談“全民”所形成的共識及合力的一面,只談“多元”所體現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的一面的局面,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差異和張力就有可能被放大,甚至無意間促成了差異性和張力的發展,并導致朝著特定的方向去對中華民族進行進一步的想象。

  從政策層面看,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種以國家為基本框架的人口組織形式。中國在近代構建起來的中華現代國家中,中華民族不僅是國家的主權者,而且構成其整個制度體系的基石,同時也是國家整合或維持國家政治共同體的人口組織形式?;诖?,制訂并將相應的政策施加于中華民族,就成為國家治理的根本大計:一是經由中華民族認同而鞏固和增強國家認同,夯實和加厚國家的道義基礎;33二是經由中華民族的團結而鞏固和增強國家團結,從而為國家政治共同體的鞏固打牢基礎。而政策的基本取向又與怎樣來看待中華民族的問題密切相關。中華民族本身具有“全民一體”和“多元一體”兩種屬性,基于此就可形成國民取向的政策和民族取向的政策,以此來鞏固中華民族和國家的“一體”,并能構建兩個工具箱,并使之相互配合并相輔相成,從而使國家決策層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有充裕的政策手段可用而更加從容,并且能夠避免單一取向政策長期實施以后的極端化。在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被忽略的情況下,強調中華民族和國家的“一體”時就少了“全民”的向度,基于此的政策選擇或取向就不可能形成,相應的政策工具箱也就付之闕如,所以也就少了通過國民認同而鞏固國家認同的路徑和方式,也導致在不得不采取國民政策時遇到的尷尬或陷入的窘境。如在推行國語政策時,由于忽略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回避所有中國人的國民身份,也就無法為推行國語的政策找到必要的道義基礎。

  從實踐層面來看,在中華民族內部尤其是組成成員關系中矛盾和問題的應對方面,也直接或間接地牽涉到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和“多元一體”屬性,具體表現在政府應對這些問題以及相關矛盾和沖突的處理方面。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突出中華民族由全體中國人組成,組成中華民族的國民是一種基本的社會政治身份,所有成員皆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突出組成中華民族所有成員的族屬身份,要求加強基于56個民族尤其是各個少數民族的差異性及相應的權利保障。二者之間的協調和平衡,為在實踐中具體應對各種問題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在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被忽視的情況下,應對和處理相關的問題就少了一種全民性(或國民性)的選擇,就會朝著只談民族性而不談國民性,或突出民族性而忽視國民性的方向發展,于是便出現了在處理區域貧困和發展問題時按“族”施治,以及民族權利與國民待遇的失衡引出的矛盾。另一方面,民與民之間的矛盾由于涉及當事方的族屬身份而被人為地歸入民族問題,進而以“民族問題無小事”而上綱上線,從而導致問題的復雜化,或將小事變大、易事變難的現象就難以避免。

  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被忽略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這樣的忽略是有問題的,甚至就是一個歷史的錯誤,對此進行更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已經凸顯。

  五、中華民族“全民一體”屬性被時代全面凸顯

  理論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或者說,在理論爭論中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問題,時代或實踐往往會給出自己的答案,并強硬地要求人們接受。畢竟,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就是這樣的問題。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實現了快速發展以后,尤其是中國在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而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后,中國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中華民族因此被推到歷史的前臺。

  首先,國際格局變化對國家的挑戰,前所未有地凸顯了中華民族團結和凝聚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也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中國對世界依存度大幅提升的另一面是,中國的發展受到國際形勢影響的程度也達到了新的高度。近些年來,國際的格局和形勢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的成因中不乏中國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發展就是其中的一個重大變量。世界的格局性變化,是中國在穩步發展中或遲或早要遇到的,也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機遇。但是,其所帶來的國家間競爭達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競爭以空前的剛性程度劇烈展開,也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有效應對這樣的挑戰并在競爭中勝出,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經歷的磨難,甚至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宿命。中國在競爭中勝出或實現崛起的一個必須的條件,就是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支撐國家的中華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凝聚力。只有這樣的,中國才能有效地凝聚國家力量和國民共識,形成強大的國家競爭力,在激烈的國家間競爭中勝出。而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無疑是加強民族凝聚力和共識力的最為有效的一個依托,或關鍵性環節。

  其次,國家發展所達到的程度,為國民一致性的增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1978年召開的具有深遠影響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廣度持續推進,國人企盼已久的國家工業化在此過程中逐步得到實現,并導致了中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完成。這樣的變化對中國國內的族際關系帶來了根本性的影響。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并不是具有國家形式的民族(nation),本質是歷史文化共同體,它們本身也在不斷的演變中。隨著傳統的分散的農業生產方式被工業及由此建立的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分散的區域和地方經濟全面融入國家經濟,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的同質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口在全國范圍流動的便利化和經?;?、人口跨越族際界限和地域界限混居程度的加深,這一系列的變化帶來的一個必然性的結果便是,歷史上形成的將人口聯結并凸顯為不同群體的因素日漸式微,而增強全國人口的一致性和整體性的因素得到了快速增強。這為從國民同一性和國民共同體角度來看待中華民族提供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增強,并進一步塑造了這樣的趨勢。

  再次,國家治理思維和方式的變革,凸顯了認識中華民族共同性的意義。在國際格局和中國自身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面臨新形勢的條件下,國家決策層把握了時代的要求并做出了及時的回應。在中國經濟總量進入全球第二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國家決策層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國家發展目標的文化性和道義性的表述,釋放出以中華民族來凝聚國民共識、國家力量的強烈信號。中共十九大做出了“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的戰略判斷,并且以中華民族為核心概念來論述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把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描述為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過程,體現了將中華民族作為國家治理的根本性歷史文化和政治資源加以挖掘和利用的意志。隨后,“中華民族”概念被寫入了憲法,改變了此前憲法文本中沒有“中華民族”概念的狀況。這就將中華民族凸顯于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成為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的根本主體。而如此強調或突出中華民族,意涵所指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整體性。

  中華民族被今天的歷史凸顯,是全方位的而非只是某個具體的側面,今天立于中國歷史舞臺中央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這樣的歷史條件或時代命題,自然也提出了一個對中華民族進行全面認知的問題,既要把中華民族的現在與歷史聯系起來,也要把中華民族在不同歷史條件下被凸顯的多個側面結合起來,對中華民族形成一個完整、全面而準確的認知。而且,今天的歷史條件和現實要求,還凸顯了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全民一體”屬性對于今天中國的治理與發展的資源性價值。至少,這是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強調和突出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才能有效回應今天的歷史對中華民族的期待。這樣的形勢表明,作為今天中國歷史主體的中華民族,其所具有“全民一體”屬性和“多元一體”屬性一個都不能少。曾經,由于各種原因,對于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的認知已經被延宕了多年。今天,這樣的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今天的歷史體現出來的一種必然性要求。

  不僅如此,今天來看待中華民族,尤其是聚焦其“全民一體”屬性,還必須有一個更加深遠的歷史前瞻視角。今天的中國已經完成了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自身發展道路的優勢更加凸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的概率相當的高。但另一方面,中國也面臨著更加激烈和剛性化的國家間競爭,尤其是率先創造現代文明并構建現行國際關系格局的國家或明或暗的抵觸和抵制,其間也不乏一些國家由于率先進入現代文明并長期保持優勢基礎形成的傲慢與偏見,進而將其演繹為西方文明的優越感,以及由此造成的抵制心態。走到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要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進而進入世界舞臺的中央,必須以更寬的視野、更大的格局來看待自己、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系,確立自己的發展方式。其中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中國本來就是一種文明的類型或此類文明的代表,獨特的文明稟賦是發展的根基和發展的優勢所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不可能采取其他國家或其他文明發展的道路,只能在自己文明稟賦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自己發展的成功就是文明的成功。因此,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及其提供的機遇,在自己深厚文明的基礎上吸取現代因素而塑造更具包容性和更具優勢的中華文明,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在自身文明的基礎上吸取新的因素而使中華文明更具韌性和活力,是確保中國在激烈的國家間競爭中具有勝算,并立于世界歷史舞臺中央的一個根本條件。

  而重塑中華文明也就牽涉到重塑中華民族的問題。根據對歷史大勢的預判而推動中華文明重塑的進程中,中華民族不僅置身其中而且必然在這個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實現自身的重塑。就其形式而言,民族就是由特定的紐帶聯結起來并具有認同的人群共同體。民族本身是一種變動著的存在。安德森“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的界定給出了一個明確的啟示:一個既定的民族,引導其朝著什么方向去想象,就會朝著什么方向發展。今天的中華民族,也是經過不斷塑造才形成并保持目前的形態的。在重塑中華文明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的重塑不僅是題中應有之意,而且在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并發揮根本性的作用。

  中華民族的重塑需要一個引導和推動的長期過程,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和“多元一體”屬性都將在其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加強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促進中華民族的更加緊密地凝聚,這就是基于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而形成的路徑。今天,中國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已經實現,同質性更加深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交往方式,為各個民族在更多共同性基礎上的團結奠定了基礎。抓住歷史提供的機遇而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身就是中華民族重塑的有效途徑。但是,中華民族的重塑,既需要從“多元一體”屬性所昭示的各族的角度或面向加以引導和推進,也需要從“全民一體”屬性所要求的加強國民塑造和國民團結的角度或面向加以引導和推進。

  “民”乃社會人口的基本形態,其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體現著人的因素的作用。但“民”因為特定的社會關系而形成不同的社會身份,具有不同社會身份或依不同社會身份而行為的“民”,才是具體的社會行動者。中國傳統文明將“民”塑造為臣民,臣民身份的社會人口創造了傳統文明。中國在轉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通過人口國民化而使臣民轉化為國民,國民身份的社會行動者,一方面成為現代文明的建設者,另一方面又通過國民整體化而凝聚為中華民族,成為中華現代國家構建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的中華民族的重塑,依據中華民族“全民一體”的屬性,在不斷提高國民素質、國民意識的基礎上,加強國民的團結和凝聚,把全體中國人在國民身份的基礎上凝聚起來,是中華民族重塑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總之,基于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和“多元一體”屬性,既促進和加強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的團結,又促進和加強組成中華民族的全體中國人的團結,既引導各個民族朝著“多元一體”的方向想象,又引導全體國民朝著“全民一體”的方向想象,并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全面有效地實現中華民族的重塑,并由此促進中華文明的重塑,全面實現國家發展的宏偉目標。

  六、結 語

  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即中華民族是由全體中國人組成的民族實體的屬性,是中華民族在中國民族國家構建背景下,經由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而在“中華民族”族稱下凝聚成現代民族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體現著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歷史必然性,是中華民族之所以是現代民族的根本所在,因而是一種本質屬性。正是由于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人“全民一體”的實體,一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現代民族才得以形成。而且,這一屬性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并相互制約,從不同的側面來體現中華民族的本質。因此,抽離了這一屬性,或撇開這一屬性,就無法對中華民族形成完整而準確的認知和理解,至少是無法全面地理解中華民族的內涵和本質。的確,在相當長時期內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并未被明確地揭示出來,更未形成相關的學術判斷和理論論證。但這并不構成不承認或不接受這一屬性的理由。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與“多元一體”屬性,在中華民族形成之時就存在了。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所宣告的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就是具有這兩種屬性的民族實體。然而,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屬性是在差不多40年之后才由費孝通揭示出來并得到承認的。今天,在國家的治理和發展將對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準確和完整認知問題突出出來之時,在國家發展的需要更多地指向中華民族的“全民一體”屬性的時候,忽略中華民族“全民一體”屬性的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中華民族的認知問題上,必須補上“全民一體”屬性這一課。只有這樣,才能達成對中華民族的全面、準確和完整的認識和理解,并充分發揮中華民族在國家崛起和中國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作用的目的。同時,才能通過進一步的想象而對中華民族進行全面的塑造。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著名講話,在宣布“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同時,還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陛d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民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8頁。

  2.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3.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4.郝時遠:《關于構建中華民族的幾點思考》,《中國民族報》2012年4月13日。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頁。

  6.王聯主編:《世界民族主義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9頁。

  7.馬勝利:《法國民族國家和民族觀念論析》,《歐洲研究》2012年第2期。

  8.[美]菲利克斯·格羅斯:《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王建娥,魏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193頁。

  9.[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10.馬勝利:《法國大革命中的四個人權宣言》,《史學集刊》1993年第2期。

  11.[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12.轉引自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1993年第5期。

  13.可參閱筆者的《現代國家基礎性的社會政治機制——基于國族的視角》一文,《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14.胡毅生:《同盟會成立前的二三事之回憶》,《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4頁。

  15.《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7頁。

  16.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203頁。

  17.閭小波:《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4頁。

  18.“主權在民”這一制度安排性質的規定,首先出現于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第三條。該條的主權在民,指的就是主權屬于國民?!爸腥A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幾乎就是第三條的翻版。

  19.《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0頁。

  20.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3頁。

  21.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63頁。

  22.袁年興,李莉:《身份治理的歷史邏輯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的實踐困境》,《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1期。

  23.《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24.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25.費孝通說:“漢族的形成是中華民族形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核心?!辟M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

  26.關于中國近代民族構建的二元結構,可參閱筆者的《中國民族構建的二重結構》,《思想戰線》2017年第1期。

  27.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55頁。

  28.馬戎:《新世紀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戰略》,載馬戎《中國民族關系現狀與前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5~61頁。

  29.費孝通指出:“中國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數民族”(費孝通:《中華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載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3頁)。

  30.不過,對少數民族的強調也受到了一個重要因素的硬性制約,即階級和階級斗爭因素。在階級斗爭成為黨和國家中心工作以后,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都得納入階級斗爭的框架下審視。尤其是1958年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論斷以后,民族問題受到的制約更大。

  31.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指出:“在我國各民族都已經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因此,所謂‘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是錯誤的,這種宣傳只能在民族關系上造成嚴重誤解?!薄懂敶袊拿褡骞ぷ鳌飞暇?,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164頁。

  32.馬戎:《族群、民族與國家構建》,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3~44頁。

  33.關于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可參閱筆者的《民族國家認同構建的邏輯》,《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

姓名:周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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