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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中的中層概念創新 ——以中亞研究為例
2021年01月28日 10: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4期 作者:曾向紅 字號
2021年01月28日 10: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4期 作者:曾向紅
關鍵詞:區域研究;中亞研究;中層概念;概念創新;

內容摘要:

關鍵詞:區域研究;中亞研究;中層概念;概念創新;

作者簡介:

  摘 要: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形式,區域研究始終面臨著探索情境化知識與構建普遍性理論之間的內在張力。而要克服這種張力,在區域研究中推進中層概念的創新,或許是一重要途徑。大體而言,基于特定區域的獨特經驗提煉新的學術概念、修正或改造學科理論中的既有學術概念、對特定地區人群在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概念進行必要的學理化處理,是創新區域研究中層概念的三種主要路徑。對于中國的中亞研究學者而言,在當前難以在中亞開展深入和廣泛田野調查的學術背景下,可優先考慮采用第二種或第三種中層概念的創新路徑,以期在中亞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關鍵詞:區域研究;中亞研究;中層概念;概念創新;

  作者簡介:曾向紅,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蘭州730000)。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顏色革命’的發生、擴散與應對研究”(19BGJ051)階段性成果; 蘭州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2019jbkyjd005、2020jbkyjc001、2020jbkyjd003)的資助;

  引 言

  區域研究本質上是一門研究特定區域人群生活世界的學問。然而,人們對于“區域”——如亞太、東南亞、中亞、歐亞等區域的地理涵蓋范圍及其界限往往難以達成有效的共識,這意味著在區域研究中人們對于“區域”內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建構性。正如著名后殖民主義研究者佳亞特里·斯皮瓦克所言,區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門“想象的地理學”(imaginative geography)。1當然,“想象”絕非針對特定區域的天馬行空、一廂情愿似的憑空猜測,相反,它是建基于對特定地區民眾生活世界有深入和真切了解基礎之上的“共情式理解”,即要求區域研究者“承擔起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為有意義之事的使命,以了解他們的‘存在狀態(being)’。這一工作需要通過研究人們的生活世界以及他們如何在其中輾轉騰挪來實現。盡管并不必然通過‘生活世界’的概念加以表述,但這就是區域研究的使命和研究實踐”。2

  由于每個“區域”在區域研究者那里或多或少是一個多元化的想象之物,故研究者在面對有別于“本群體”的他者生活世界時,可以通過采取多元化的視角或理論予以研究。西方在區域研究中所采取的視角或理論,并不能窮盡所有的視角或理論。事實上,任何國家的研究者均可透過選擇特定的視角,甚至創建新的理論對此予以分析。再者,由于研究者具有豐富的能動性,他們的科研活動(無論是區域內的研究者還是域外研究者)均構成涉及所研究地區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故研究活動本身——如開展田野調查、撰寫論著、進行理論反思等——也是影響所研究區域發展演變的部分動力。3

  此外,區域研究既然是對特定區域群體生活世界的研究,而生活世界包括該區域民眾在“經濟、社會、政治、宗教及其他生活領域的復雜互動”,故區域研究天然要求研究者開展跨學科與多學科研究,如此才能產生較準確地反映該區域民眾生活的“語境化知識”(situated knowledge)。4由于一個區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而是與其他區域、整個世界存在復雜的互動,從而導致資本、人員、信息、觀念、資金、技術等無時無刻不處于流動過程中,故國際關系甚至全球學介入區域研究自然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事實上,自21世紀重新興起對區域國別研究的反思以來,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倡導對區域國別問題開展“流動”“跨界”“關聯”“跨區域”“十字路口”等強調區域之間流動性的研究。5

  當然,在開展區域研究的過程中,無論是特定區域的本地研究者,還是域外研究者,均會受到本土世界觀、價值觀、文化理念、政治立場等“背景知識”(background knowledge)的影響。6這些背景知識相當于讓研究者穿上一件“文化的緊身衣”。因此,很難想象區域研究者能開展純粹的所謂客觀、中立的區域研究,也很難斷言區域研究能夠發現涵蓋不同區域的所謂“客觀法則”或“區域規律”。區域研究者越來越強調通過基于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對特定區域開展“語境化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以獲得關于對象區域民眾生活世界的“語境化知識”。7基于此,在區域研究中推進中層概念創新就成為開展“語境化分析”的重要基礎。

  一、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之間的張力與互鑒

  區域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特定地區民眾的生活世界,且這種研究具有多學科性、建構性、反思性等特征。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需要直面令區域研究者相當困惑的一個難題,即如何令區域研究知識上升為學科理論或一般性社會知識?這一難題,歷來是區域研究者和不同社會學科爭論不休的問題。區域研究者并不欣然接受涉及特定地區的情境化知識只停留在“例外論”“地方性知識”“特殊知識”的階段,而是希望這種知識能上升到科學理論或一般性知識的高度。這既是區域研究者的學術追求,也涉及他們的學術尊嚴。因為自現代科學產生以來,追求“客觀法則”或“普遍性知識”似乎已成為學者們的學術理想,而推崇“情境化知識”的區域研究似乎在知識等級結構中處于劣勢或“低等地位”。這種學術等級狀態自然有可批判之處,但它又令區域研究者把構建學科理論、產出普遍性知識作為自身的學術使命。正因如此,區域研究者往往希望實現兩個方面的目標:其一是學科理論能夠尊重區域研究者的知識貢獻,并實現兩者之間的相互借鑒與共同發展;其二是盡可能推動情境化知識上升為一般化的學科知識或理論。

  然而,區域研究者追求上述兩個學術目標的成效并不盡如人意。事實上,迄今區域研究無法享受與學科理論同等的學術聲譽這一學術等級狀況不僅得以延續,甚至區域研究者推動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之間相互借鑒的愿望也難以實現。如除了個別區域研究者在區域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命題或觀點躋身于學科主流理論之外,整體上的學科知識與理論仍然凌駕于區域研究之上。8另如在中國,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之間相互借鑒的局面遠未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兩者之間是相互隔絕的。誠如復旦大學任曉教授所評價的:“中國的地區研究與社會科學基本上是互相脫離的。地區研究學者的學科意識相當淡薄,對相關學科的理論問題所知不多。與美國相較,中國社會科學沒有強烈的尋找‘普遍規律’的思維方式和沖動。因而也就沒有美國式的學科和地區研究之關系的激烈辯論”。9這一論斷一方面突出了培養“學科意識”和追求“普遍規律”相對于追求“情境化知識”、理解他者“生活世界”的優先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的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之間要形成相互借鑒與深度融合的局面仍任重道遠。

  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之間的相互借鑒與深度融合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為“區域研究不僅為學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素材,也可以為學科的修正和擴展提供洞見,使學科得以更好地在地方性情境下解決全球的問題”。10而對學科理論而言,區域研究能為各學科理論的構建和修正提供豐富生動的具體案例,且可驗證學科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各種一般性命題。而缺乏區域研究對各地區人群“生活世界”的真切和深入把握,則有可能導致學科理論無的放矢、脫離實際。事實上,社會科學本質上仍是研究人類社會的學問,而區域研究重在研究特定區域人群的“生活世界”,顯而易見,兩者之間需要相互滋養、彼此包容。

  基于此,區域研究者的確有必要在參考、借鑒、修正、調整學科理論的基礎上創建新的理論,一方面可增進對特定區域人群生活世界的深入了解,為人們提供更多的“語境化知識”;另一方面也可通過加強與不同社會科學之間的交流增強自身的學科地位,為人類普遍知識的生產和積累作出更多貢獻。

  二、區域研究的中層概念創新路徑

  區域研究中的中層概念是指研究者通過觀察和分析特定區域中人群生活世界的活動情況,能有效地對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邏輯、互動模式等進行清晰、準確把握的學術概念,無論這種概念是通過何種研究方法獲得,如統計分析、數學建模等定量研究方法,參與觀察、田野調查、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文本分析、邏輯推演、過程追蹤、反事實推理等定性研究方法,以及綜合使用定量與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方法。如果這一定義成立,那么區域研究中的中層概念最主要的使命有兩個:其一是中層概念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特定區域人群真實的“生活世界”,并對其中人的所思、所想、所為與互動提供必要的“解釋”或“理解”;11其二是中層概念同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特殊性源自所研究“區域”的獨特性,無論這種獨特性是原初的還是建構的;而普遍性是指中層概念可作適當的推廣,能在一定程度上運用到其他區域的研究中,至少有助于其他區域研究者解釋或理解類似的社會現象。如此一來,區域研究中的中層概念因其具有一定的區域特色而與其他學科提出的宏大概念有所區別,如與國際關系中的國際秩序、國際無政府狀態、國際格局、國際結構、全球治理、復合相互依賴、國際聲譽、國際地位等宏大概念有所區別,當然也與政治學中僅著眼于特定國家的相關概念有異。毋庸置疑,人們對于社會科學中概念的理解很難做到如此涇渭分明,是否構成區域研究的中層概念,主要取決于該概念所嘗試理解或解釋的現象和研究者所持的視角,不能一概而論。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推進中層概念的創新?,F有研究認為,區域研究中至少有三種創新或完善中層概念的路徑或方式。12第一種路徑是研究者通過研究特定區域人群的生活世界所提煉出的學術概念,這主要得益于研究者在研究地區所作的長期跟蹤研究。其中,人類學研究中的扎根理論方法(包括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等)是提出這類中層概念的主要方式。在區域研究中,詹姆斯·斯科特在東南亞研究中闡述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格爾茨提出的“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安德森用來形容民族主義之建構性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等,均屬于此類研究路徑所提出的中層概念類型。13顯而易見,這些概念原本是人類學者在研究東南亞的過程中提出的具有濃郁東南亞特色的中層概念,但經由廣泛傳播,它們已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學術術語。而學者之所以能提出這些中層概念,離不開他們在研究東南亞地區民眾生活世界的過程中能夠敏銳地意識到“異文化”具有的差異,以及基于該地區民眾生活的獨特性所開展的創造性智力活動,而這些概念具有的普遍價值為它們的推廣和流行奠定了堅實基礎。由此可見,中層概念兼具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雙重價值是它們獲得一般性知識地位的重要前提。

  第二種提出或創新區域研究中層概念的路徑,是根據特定區域的獨特經驗改造或修正學科理論中已得到普遍認同的概念。有研究者指出,格爾茨在研究東南亞地區時提出的“濃描”概念、斯科特提出的“道德經濟學”概念等,均屬于人類學家根據所研究區域的特殊經驗而對既有主流概念所作的修正或改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區一體化研究中,國際關系學者根據東盟獨特發展經驗而提出的地區合作“東盟模式”,同樣是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做的補充和完善,以此來更好地解釋東盟國家不追求強制度約束而盡量照顧東盟國家地區合作舒適度的特殊經驗。14顯而易見,地區研究中層概念的上述兩種提出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對應于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在區域研究中倡導的“跨國區域研究”與“學科地區研究”路徑。15大體而言,第一種中層概念的提出方式遵循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的創新路徑,其基礎是地區人群在生活世界中的鮮活實踐,在學術邏輯上主要反映了歸納的思維方式;而第二種提出方式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創新路徑,概念的提出方式是根據地區的具體經驗對學科既有學術概念進行必要的調整或修正,更多地體現了演繹的思維邏輯。

  第三種中層概念的創新路徑,是對特定地區人群在生活世界中所使用的概念進行必要的學理化處理,或將特定地區的背景知識、行為模式打造為正式的學術術語。如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安钚蚋窬帧敝饕脕砻枋鲋袊男袨槟J?,其提出雖有西方人的“團隊格局”作為參照,但它更多的是基于對中國人行為模式所作的學理歸納。受到費孝通先生的啟發,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在研究中國社會或文化時提出的“關系本位”、16“倫理本位”、17“儒家關系主義”等概念,均是經由第三種路徑提出的。再如在國際關系史或國別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概念,如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構建的“朝貢體系”、18“天下體系”(或天下秩序)19以及由此維持的“儒家長和平”,20古代印度在其周邊地區建立的“曼陀羅體系”等概念,21大體也是如此。與第一種中層概念的提出方式主要采取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的方式和第二種路徑主要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路徑有所不同,第三種中層概念的提出方式同時具有前兩種概念提出路徑的成分,即需要研究者既有對差異的敏銳意識,同時還需要對學科知識或理論有嫻熟的把握。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這三種概念創新路徑均屬于理想類型,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它們之間的區別并非如此涇渭分明。尤其是第三種概念創新路徑,由于同時糅合了第一種和第二種概念創新路徑的部分成分,故由此路徑提出的中層概念,有時較難與前兩種路徑提出的概念進行明確的區分。其二,由于目前西方學術界無論是在區域研究中還是在學科知識產出上均居于主導地位,故在區域研究中創新中層概念時,研究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參照西方社會或西方社會科學中的概念來進行。破除這種學術尷尬處境的唯一辦法,或許在于研究者秉持自強不息、獨樹一幟的科學精神,開展艱苦卓絕的研究工作。正如有區域研究者指出的,盡管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在開展區域研究的過程中依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這“也可能意味著中國區域研究在面對既有的學科體系時更加靈活,同時也對強化中國區域研究的學科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2在梳理了推進區域研究中中層概念創新的三種路徑之后,下文將以中亞研究為例,簡要分析中亞研究者在中層概念創新方面所處的基本狀況。

  三、中亞研究中層概念創新的基本狀況

  中亞國家是開展區域研究的“天然試驗場”。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獨立于1991年,但此前并無獨立開展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經驗。中亞五國長期處于一個主權國家的框架內,由此導致它們獨立后在各方面仍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各國獨立前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的制度和政策大同小異,各國獨立后,由于采取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有所差異,導致這些國家走上諸多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些國家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發展狀況,為國內外學術界檢驗相關理論、提出新的學術命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試驗田”。

  盡管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但國內外中亞研究者在創新中亞研究的中層概念方面還是做出了一些努力。

  其一,經由采取扎根理論研究方式創造的中層概念。這種概念,主要是基于對中亞地區的發展歷程——尤其是中亞五國獨立后的國家轉型進程——及該地區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進行仔細觀察后提出的概念,它們反映了研究者對中亞各國民眾生活世界的敏銳體察。在分析中亞國家內政的過程中,研究者們提出了諸如“社會秩序”“系譜學想象”“顏色革命”等相關概念。其中,“社會秩序”概念是研究者為了闡述18—19世紀期間的中亞地區,即“兩河(即阿姆河與錫爾河)地區”或“河間地區”(Transoxania)以及阿富汗北部地區所存在的秩序狀態而提出的概念。概念提出者認為,該時期中亞國家的“社會秩序”狀態,不同于學科主流話語中用來說明秩序形成基礎的相關術語,如“國家身份”“帝國締造”“族群性”“部落主義”等。提出者指出,在該時期,河間地區和阿富汗北部缺失一個享有高度權威和能進行有效治理的國家治理機構,為此,民眾通過社區內的一系列非正式社會實踐和人際關系網絡等,實現了資源的收集、分配、調解和仲裁等,從而維持一種“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ordered anarchy),即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狀態。23這一中層概念的提出采用了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細致的文本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它引導研究者在社會或歷史研究中將研究重點置于實踐和關系上,而不是念念不忘諸如國家、國家間戰爭、族群或部族等實體性概念,從而體現并契合了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和關系轉向。24

  無獨有偶,在研究中亞國家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研究者對部分學者動輒以“部族”“地區”等屬于“宗派主義”范疇的概念來解釋中亞國家的轉型進程,尤其是對政治領域的權力分配或斗爭狀況表示不滿,強調要求對中亞國家民眾的“日常生活”開展更為細致和深入的考察。在此基礎上,這部分學者強調指出,“部族”“地區”等充滿物化內涵的概念,實質上是民眾通過各種“系譜學想象”而構建起來的。具體“想象”方式是個體或群體通過各種記憶、歷史呈現方式,將自己與祖先以及其他類型的團體關聯起來,從而形成特定的群體身份,如部族、地區等。無論這種關聯方式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還是表達性地追求團結?!跋底V學想象”這一中層概念突出了中亞民眾在構建集體身份過程中的能動性,同樣反映了社會學與人類學對關系或關聯的強調。25中亞研究者提出的“社會秩序”與“系譜學想象”的概念,都富有濃厚的人類學內涵,是研究者通過長期關注甚至在該地區進行深入調研后提出的中層概念,主要體現了自內而外的研究視角。26

  相對于基于中亞各國內政而提出的中層概念,學術界針對攸關中亞國家外交政策提出的中層概念較為罕見。毋庸置疑,由于外交政策的敏感性,研究者很難在研究主權國家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采取參與觀察等扎根理論所推崇的研究方法。即便有研究者在研究外交決策的過程中有特殊的渠道針對決策者采用深度訪談、閱讀決策相關文件等研究方法,要基于這種研究體驗提出新的中層概念依舊是比較困難的。不過,在中亞研究過程中,似乎的確存在基于地方經驗而出現的幾個中層概念,如“積極中立的外交政策”“多角度外交政策”等。當然,這些概念能否被稱之為中層概念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觀察,或者需要中亞研究者進行更深入的澄清。

  其二,通過改造主流學科理論而提出的中層概念。在研究中亞國家內政問題的過程中,西方學術界通過挪用或借鑒西方政治學等學科中的相關概念,積極地進行了中層概念的“創新”。這種創新,首先是基于它們對中亞國家將維護政權生存(主要是精英生存)作為內外政策的優先目標的認識。在西方學者看來,中亞國家之所以奉行多邊平衡的外交政策,其動機與在國內建立威權政體的目標一致,主要是為了國家政權的生存。27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中亞各國基本上確立了“強總統—弱議會—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吉爾吉斯斯坦有所偏離),而維護統治精英的政治生存和既得利益是采取這種政體模式的主要動機。由于中亞國家對待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的態度截然不同于西方,故從事中亞問題研究的西方學術界從中發現了中亞國家政治體制或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并嘗試從學理層面上對這種特殊性進行經驗總結。為此,西方學術界在介紹或分析中亞國家政治體制時,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中層概念。如“競爭性威權主義”(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半威權主義”(Semi-authoritarianism)、“混合型體制”(Hybrid Regimes)、“虛擬民主國家”(Virtual Democracy)和“世襲威權體制”(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等。28這些概念的意思大同小異,其大意是中亞國家并未采取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權形式,各國所謂的“民主”只是徒有其表,實質上仍是傳統意義上的威權甚至集權體制。顯而易見,這些中層概念充滿偏見,主要反映了西方研究者對于自身自由民主政權模式的偏好甚至信仰,然后據此評判中亞國家在轉型過程中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表現。這種通過借鑒西方比較政治學或美國政治學中的主流概念來裁剪中亞國家政治生活經驗的研究,反映的無疑是研究自外而內的研究視角,體現的是西方部分學者在蘇聯問題研究中所持有的目的論思維方式。29

  當然,也有學者對這種目的論式的“轉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有所不滿,并嘗試進行中層概念的創新。如克里斯特恩·比奇塞在研究外部援助力量介入費爾干納盆地以緩解該地區的沖突潛力時,創造性地提出了“沖突轉型”(conflict transformation)這一中層概念。眾所周知,費爾干納盆地是中亞地區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但該地區在領土歸屬上是烏吉塔三國共有,資源的有限加上歷史上和現實中積聚起來的各種矛盾,令域內外研究者對該地區可能爆發沖突的問題高度關注且充滿警惕。然而,包括西方非政府組織以及主流沖突研究者在討論費爾干納盆地的沖突潛力時,往往動輒從目的論的角度對此進行分析,并不約而同持有三個環環相扣的假定:資源稀缺引發矛盾甚至沖突、沖突主體往往為族群、族群體驗到的怨恨往往會導致它們訴諸暴力。在比奇塞看來,要緩和甚至消除費爾干納盆地的沖突導火線,更需要著眼的是該地區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诖?,他認為,域內外行為體需要開展的關鍵工作,是將該地區各族群之間矛盾初現的社會關系轉化為富有建設性的合作關系。為此,比奇塞呼吁當地的利益攸關方和國際社會一道參與到各種問題或矛盾的解決中來,以促進該地區社會關系的“沖突轉型”。30為提出“沖突轉型”這一中層概念,比奇塞使用了參與觀察、結構性訪談等民族志研究方法,同時也使用了文本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這一中層概念同樣具有第一種中層概念提出路徑的特征。不過,鑒于比奇塞提出該概念的部分初衷在于反駁和批判主流的沖突解決路徑,故這里將其視為主要反映了第二條創新路徑所提出的中層概念。

  相對于西方學術界在涉及中亞國家轉型時提出的中層概念質量參差不齊,在中亞外交領域,他們所做的創新具有更多的中立色彩。如前所述,中亞國家將政權生存作為主要的國家目標,由此導致各國精英對國家主權非常敏感。體現在地區合作問題上,一方面,中亞各國往往會非常排斥甚至反對那些可能導致其國家主權遭到削弱的合作安排;另一方面,轉型過程的艱難令中亞各國決策者并不反對參與各種地區合作機制,無論這種機制是安全領域的,還是經濟領域的,抑或是政治領域的。因為參與這些機制,可為各國提供諸多切實的物質收益,此外還能帶來提高自身國際地位的象征性收益。如此一來,在參與地區合作的過程中,中亞各國(土庫曼斯坦除外)一方面積極參與各種能帶來多種多樣收益的地區合作機制,另一方面又不愿推進和落實實質性的多邊政策協調,結果是中亞國家參與的各種地區合作機制難以在推進地區一體化進程上取得切實進展。對于這種高聲倡導合作但真實的合作難以落地的狀況,西方學術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層概念對此進行描述,如“虛擬地區主義”(Virtual Regionalism)、“保護性一體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威權國家之間的合作”(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再生產性地區一體化”(Reproductive Integration)等。31大體而言,除了部分概念蘊含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外,整體而言它們的內涵較為清晰,也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影響。顯而易見,這些概念反映的是研究者對中亞國家參與地區合作的觀察和感受,其參照物主要為西方,尤其是歐盟的地區合作經驗,所以體現了研究者基于自外而內的研究視角進行中層概念創新的嘗試。

  其三,基于中亞地區經驗與學科理論對話而創造的中層概念。這類概念體現了自內而外、自外而內兩種研究視角的結合,既經過了研究者將之與西方經驗或話語之間的參照或比較,也反映了研究對特定區域生活經驗的反思。在中亞研究中,“主權民主”“管理民主”“危險話語”“新大博弈”“套娃霸權”“套娃秩序”等中層概念的提出采用了這種中層概念創新路徑。

  就攸關中亞國家的國家轉型和國家建構而言,經由第三種路徑闡釋的中層概念主要包括“主權民主”“可控民主”等。其中,“主權民主”“管理民主”是一種國家治理模式,尤其是指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蘇聯國家所采取的政權形式。其中,“主權民主”的概念大致出現于2005年春,這是俄羅斯為抵御歐盟和美國在獨聯體地區支持“顏色革命”所做的直接反應。32針對歐盟、美國等行為體在獨聯體地區展開的民主攻勢,俄羅斯除了訴諸傳統的主權觀念以抵御壓力外,還主動出擊,構建了一種替代性的“主權民主”模式?!爸鳈嗝裰鳌睂⑼鈦淼拿裰魍七M和移植計劃建構為一種威脅,認為不符合歷史傳統和本國現實的政治體制帶來的不是穩定,而是失序和混亂;而西方的民主推進計劃不僅是非法和危險的,而且反映了它們希望殖民化并主導蘇聯國家的企圖。33鑒于此,俄羅斯認為每個國家政治體制的發展均應該遵循本國獨特的國情和歷史傳承,此外還特別強調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實施和啟動任何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前提。34至于“可控民主”,則是俄羅斯學者在參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后而對俄羅斯治理模式所作的理論提煉。研究者認為,俄羅斯的“可控民主”保留了西方民主的若干外部特征,同時受到國家政權和統治機構的嚴格控制和限制。35由于中亞國家同樣面臨來自西方要求各國建立自由民主的強大壓力,再加上俄羅斯治理模式和經驗對于中亞國家來說具有親緣性和啟發性,故“主權民主”與“可控民主”也被用來理解中亞國家的政治治理模式及應對歐美民主推進計劃所作的反應。

  “危險話語”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政界和學術界在描述和分析中亞地區形勢時所構建的一套話語體系,這些話語動輒認定中亞地區發展前景黯淡,從而留下了一種中亞地區危險重重而又充滿異域風情的矛盾意象。盡管美國中亞研究中的“危險話語”自冷戰結束以來的近三十年里經歷過變化,而且與美國中亞政策的演變階段有一定的對應關系,但衍生“危險話語”的議題集中在以下問題上,如俄羅斯對中亞地區存在霸權或帝國雄心、該地區因各種原因面臨的國家衰敗、地區各國面臨的沖突可能(尤其是費爾干納盆地的復雜形勢)、中國的中亞地區政策等?!拔kU話語”建構并維持著美國決策者、學者與大眾針對中亞地區的一種極富危險的意象,進而影響美國中亞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靶麓蟛┺摹笔桥c舊“大博弈”相對應的,而后者則是指19世紀沙俄帝國與大英帝國在中亞與阿富汗地區為爭奪勢力范圍或殖民地開展的零和博弈。顯而易見,時代的變遷會導致“新”“舊”大博弈具有眾多差別,這也導致部分學者對中亞研究中的“新大博弈”話語持批判態度。36與之相關的是,在西方“危險話語”廣泛流傳的輿論環境下,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等行為體與中亞五國作為“新大博弈”的行為主體通過復雜互動,導致中亞地區出現一種“套娃霸權”格局,并逐漸形成了一種“套娃秩序”。所謂“套娃霸權”是指中亞地區多種類型的霸權像俄羅斯套娃一樣重疊在一起,包括作為全球霸權的美國、作為地區霸權國的俄羅斯、具有次地區霸權抱負的烏茲別克斯坦,以及一個作為“崛起中的全球與地區霸權”——中國,它們之間的復雜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亞地區的形勢發展。37而“套娃秩序”則是指在包括中亞在內的歐亞地區,域外行為體與本地行為體之間形成一種類似于套娃式的層層關聯的秩序模式。具體是指:第一層“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層面的競爭和合作;第二層“套娃”是俄美在歐亞地區的互動,以及該地區內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分別與俄美兩國形成的互動關系;第三層“套娃”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在國家層面上所形成的關系模式。歐亞地區三個層次的“套娃”是相互影響的,美俄在第一層次的互動會傳導和影響到第二、第三個層次,反之亦然。38大體而言,經由第三條路徑提出的中亞研究中層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以類比或寓言的方式將特殊經驗上升為學理概念的模式。而就概念提出者的觀察視角而言,這些中層概念首先建立在中亞國家和地區發展形勢具有一定把握的基礎上,其次是或參考、或借鑒、或修正了學術界學科主流理論中的類似概念,如國際秩序、地區霸權等,它們經由了內外雙重視角的相互檢視和彼此印證。

  結 語

  在追求一般性知識仍構成社會科學研究核心目標的背景下,學科理論相較于區域研究仍處于更優先的知識等級,因為區域研究往往被認為主要產生的是情境性知識。盡管學術界倡導加強學科理論與區域研究之間相互借鑒的聲音越來越大,但整體而言,至少在中國,當務之急似乎仍是做出努力以提高區域研究的學理化水平?;诖?,本文提出并重點考察了創新中層概念的理論路徑。就本文的考察而言,在此尚有三點補充需要做進一步說明。

  其一,就目前中亞研究中具有一定創新性的中層概念而言,主要的概念提出者仍是來自西方的中亞研究者,另外也有源自中亞國家甚至俄羅斯政策界提出的實踐性概念或政治話語??紤]到中國與西方學術界均是在中亞國家獨立之后才開展較為系統的中亞研究的,相比之下,西方學術界取得的進展值得肯定和借鑒。這也意味著中國中亞研究者在中層概念創新方面仍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達到學術界的自我期許。

  其二,根據中層概念創新的三種路徑可知,創新主要源自研究者對所研究地區人群生活世界的深入觀察與對學科理論的嫻熟掌握,兩者缺一不可。在目前中亞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相互隔絕的狀態下,首先需要學術界在人才培養模式、成果刊發等方面做出努力。就人才培養而言,需要更好地設置融通區域研究和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主流學科基礎知識的課程;而在成果刊發方面,則需要相關期刊對實現了兩者結合的成果給予更多的發表機會,以激勵年輕學子從事能有效融合區域研究與學科理論的研究,如此可為中亞研究培養更多的優秀后備人才。至于創新路徑的選擇,在當前學術界尚未形成在中亞地區開展深入和廣泛田野調查的學術傳統這一背景下,可優先考慮采用第二種或第三種中層概念創新路徑,因為使用文本分析、理論演繹等質性研究方法同樣可實現中層概念的創新。

  其三,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出于提高區域研究的學理水平而呼吁學術界加強中層概念的創新,但我們并不提倡為了概念創新而進行概念創新。事實上,當前學術界盛行生造概念的現象,且這一現象已經沖擊到了學術界嚴謹務實的學風。因此,我們一定要明確,“造詞≠學術創新”。39因為概念創新的目標是推進對所研究區域民眾生活世界的深入理解,同時也能超越學術界現有概念無法充分理解所研究的現象帶來的困境。就此而言,中層概念雖然對推進區域研究的學理化水平不可或缺,但概念創新需要同時滿足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學性等要求,其難度不容小覷。鑒于此,我們希望區域研究者提出中層概念的前提是基于扎實研究,而不只是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發展戰略帶來的區域研究熱潮,浮光掠影地對特定區域進行“掃描”。須知,區域研究要想取得切實進展,不僅有賴于研究者有“貼著地皮看世界” 40或“透過本地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求真精神,也需要有“潛心研究、敢為人先”的創新意識。

  注釋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Other Asias,London:Wiley-Blackwell,2008,p.2.更集中的討論可參見Michael C.Frank,“Imaginative Geography as a Travelling Concept:Foucault,Said and the Spatial Turn,”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3,no.1,2009,pp.61-77.

  2.Anna-Katharina Hornidge,“Mid-Range Concepts—The Lego Bricks of Meaning-Making:An Example from Khorezm,Uzbekistan,”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214.

  3.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7,p.161.

  4.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no.3,1988,pp.575-599.

  5.參見Saskia Sassen,Territoriy,Authority,Rights: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Ulrike Freitag and Achim von Oppen,Translocality:The Study of Globalising Processes from a Southern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10;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等等。

  6.關于背景知識,參見秦亞青:《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基于理性和關系性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4期。

  7.Adele E.Clarke,Carrie Friese and Rachel Washburn,eds.,Situational Analysis in Practice:Mapping Research with Grounded Theory,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15.

  8.David L.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James D.Sidaway,“Geography,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atic of Area Stud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103,no.4,2010,pp.984-1002.

  9.任曉:《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論地區研究與2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的追求》,《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10.程多聞:《區域研究與學科之間的爭論與融合》,《國際觀察》2018年第6期。

  11.解釋與理解是國際關系研究的兩種主要使命,參見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12.下文的討論部分參考了以下兩篇文獻的相關討論。參見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pp.164-166;Vincent Houben,“New Area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id-Range Concepts,” in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eds.,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p.207。

  13.參見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鄭廣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克利福德·格爾茨:《尼加拉:19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相關討論參見鄭先武:《區域間主義與“東盟模式”》,《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5期;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319-346;Mely Caballero-Anthony,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Beyond the ASEAN Wa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等等。

  15.Amitav Acharya,“Remak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Doubt,Desire and the Promise of Comparisons,” Pacific Affairs,vol.87,no.3,2014,pp.463-483.

  16.參見翟學偉:《儒家的社會理論構建——對偶生成理論及其命題》,《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1期。

  17.參見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8.費正清編:《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杜繼東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康燦雄:《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陳昌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Yuan-Kang Wang,“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Power,Confucianism,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3,no.2,2013,pp.207-232;等等。

  19.參見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莫翔:《“天下—朝貢”體系及其世界秩序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20.David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Robert E.Kelly,“A ‘Confucian Long Peace’ in Pre-Western 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3,2013,pp.407-430.

  21.呂振綱:《朝貢體系、曼陀羅體系與殖民體系的碰撞——以1909年以前的暹羅曼谷王朝為中心的考察》,《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5期;呂振綱:《曼陀羅體系:古代東南亞的地區秩序研究》,《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8期。

  22.程多聞:《區域研究與學科之間的爭論與融合》,《國際觀察》2018年第6期。

  23.Katja Mielke and Andreas Wilde,“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Production:A Differentiation of Mid-Range Concepts and the Example of Social Order,” pp.167-172.

  24.Karin Knorr Cetina,Theodore R.Schatzki and Eike von Savigny,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New York:Rutledge,2000;Mustafa 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2,1997,pp.281-317;Pierpaolo Donati,Relation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Rutledge,2010.

  25.David Gullette,“Theories on Central Asian Factionalism:The Deb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ts Wider Implications,”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6,no.3,2007,pp.373-387.

  26.此外,“顏色革命”也是涉及中亞國家的中層概念。由于該概念已經流傳甚廣,遠遠超出了中亞甚至蘇聯地區的范疇,故這里不對概念進行集中分析。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相較于“社會秩序”“系譜性想象”是自內而外提出來的,“顏色革命”更多的是西方學術界采取由外而內的角度宣揚的。

  27.有關政權生存是中亞各國之所以采取大國平衡外交政策的相關研究,參見Leila Kazemi,“Domestic Sources of Uzbekistan’s Foreign Policy,1991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6,no.2,2003,pp.258-259;Luca Anceschi,“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The Cases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9,no.2,2010,pp.143-158;等等。

  28.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Way,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Marina Ottaway,Democracy Challenged: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3;Kathleen Collins,“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among Patrimonial Authoritarian Regimes: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vol.61,no.2,2009,pp.249-281.

  29.參見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pp.5-21;Ghia Nodia,“Debating the Transition Paradigm:The Democratic Path,”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3,2002,pp.13-19。

  30.Christine Bichsel,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Irrigation Dispute in the Ferghana Valley,New York:Routledge,2009.

  31.Roy Allison,“Virtual Regionalism,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7,no.2,2008,pp.185-202;Sean Roberts,“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The Geo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Cooperatio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8,no.4,2017,pp.418-441;Sean P.Roberts and Arkady Moshes,“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A Case of Reproductive Integration?” Post-Soviet Affairs,vol.32,no.6,2016,pp.542-565.

  32.Stefanie Ortmann,“Diffusion as Discourse of Danger:Russian Self-representations and the Framing of the Tulip Revolu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7,nos.3-4,2008,pp.363-378.

  33.Derek Averre,“‘Sovereign Democracy’ and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Demokratizatsiya,vol.15,no.2,2007,pp.173-190.

  34.Mariya Y.Omelicheva,“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8,no.1,2015,pp.85-86.

  35.李興耕:《關于俄羅斯“可控民主”的若干思考》,《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4年第5期;白千文:《從“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羅斯政治體制改革的經濟學解析與啟示》,《俄羅斯研究》2009年第4期;等等。

  36.對于“新大博弈”的批判,參見Richard Weitz,“Averting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9,no.3,2006,pp.155-167;Matthew Edwards,“The New Great Game and the New Great Gamers:Disciples of Kipling and Mackinder,”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2,no.1,2003,pp.83-102;等等。

  37.Ruth Deyermond,“Matrioshka Hegemony?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1,2009,pp.151-173.

  38.曾向紅:《歐亞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區分化及其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5期。

  39.閻學通:《主編寄語:造詞≠學術創新》,《國際政治科學》2017年第2期。

  40.項飆:《貼著地皮看世界》,《南風窗》2015年第10期?!?/font>   

作者簡介

姓名:曾向紅 工作單位: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 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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