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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學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
2021年03月09日 09:0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 字號
2021年03月09日 09:0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

內容摘要:西方史學自古希臘發端迄至今日,尤其是到了近現代,新史學思潮萌芽并成長壯大,使西方史學發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嬗變。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西方史學自古希臘發端迄至今日,走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到了近現代,新史學思潮萌芽并成長壯大,使西方史學發生了從傳統向現代的嬗變。那么,什么是傳統史學?什么是新史學?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對于中國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尤其是對于容易接受新鮮事物的青年學者來說,怎樣看待國際史壇涌現出的這種新潮流、新變化、新趨向?圍繞這些問題,幾位青年學者進行了在線討論,并請專家給予點評。本版今日刊出,以饗讀者。

  與談人:

  陸啟宏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呂和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張 弛 浙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主持人:

  李子建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博士生

  1.“傳統史學”與“新史學”是相對概念

  主持人:西方史學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傳統史學與新史學。請各位老師首先談談如何理解這兩個概念,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呂和應:“傳統史學”與“新史學”并非涇渭分明的史學范式。在范式更迭頻繁的時代,號稱“新史學”的范式有可能在短期內就被后起的范式定性為“傳統史學”,即某種程度上有些落伍的史學。除了這種主觀上強調“新史學”優于“傳統史學”的觀點之外,客觀上,西方史學從18世紀末到21世紀,在史學觀念、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的確經歷了一次次變革,所以將前后兩種具有不同特征的史學范式劃分為“傳統史學”與“新史學”亦非全然不妥。例如,在德國史學界,史家們很少以“新史學”概念來標明新的史學范式,不過威廉·吉澤布雷希特還是在1859年明確使用了“傳統與現代史學”這樣的區分:在他看來,前者是以18世紀哥廷根史學為代表的舊史學,而后者則對應于19世紀初尼布爾和蘭克所開創的“德國現代史學”。作為蘭克的弟子,吉澤布雷希特此番區分難逃抬高以蘭克為首的新史學派而貶低哥廷根史學派的嫌疑。盡管有學者強調尼布爾和蘭克與啟蒙史學之間的微妙聯系,但德國現代史學乃至整個西方現代史學始于尼布爾和蘭克卻是不爭的事實。

  張弛:確實,我們不能過于高估新史學對傳統史學的替代關系。例如,伯克把年鑒學派的誕生看成是一場史學革命,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著不足,因為把它稱作史學革命,就太強調與之前的對立,而看不到聯系。年鑒學派在19世紀末法國有關史學方法的論戰中萌芽。當時,正統的史學方法過于關注局部,缺乏整體性。這些問題的出現,固然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有關。不過,也應當注意,新史學其實繼承了19世紀史學傳統的某些特質。對于當時的歷史學家來說,從事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嘗試理解政治局勢中反復出現的動蕩,而且他們從來不會孤立地分析這些問題,而是把政治放在社會、制度以及文明的演進中加以考察。法國史家米什萊在1869年出版的《法國史》中說,他要把法國史放在自然和地理環境中去研究,從“充滿活力的統一體”中去研究。不難發現,年鑒學派的總體史觀也正是持這樣的觀點和看法。實際上,這種視角也不是19世紀獨有的。孟德斯鳩在分析《法的精神》的時候,就已經闡述了類似的看法。所謂“法的精神”,就是法與其他事物的關系,考察法就應當采取這樣一種“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的角度,即在分析問題時更注重結構和關系。在法國,新史學在很多方面均延續了之前時代的史學特質。

  陸啟宏:所以說,西方史學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可以說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根據復旦大學張廣智教授和周兵教授的觀點,西方史學自19世紀末以來大致經歷過三次轉折: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50年代前后以及20世紀70年代,主要表現在歷史學觀念的轉變、研究內容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歷史學家不滿于蘭克學派的史學,對傳統史學進行反思。在史學觀念方面,克羅齊等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相對主義反思了蘭克學派的客觀主義。同時,德國的蘭普勒希特、法國的貝爾和美國的魯濱遜倡導在歷史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更新傳統史學。到了20世紀50年代,西方史學出現了新的轉折。在研究的主題內容方面,“新史學”關注普通民眾,強調“自下而上的歷史”,打破了“傳統史學”只關注精英人物和政治史的傳統;在研究方法上,則吸收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新技術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1979年,英國史家勞倫·斯通宣告“敘事史的復興”,促使西方史學發生新的轉折,新文化史是代表。與傳統的文化史相比,新文化史是“從文化的社會史轉向社會的文化史”,即伯克所解釋的“過去經常被認為是客觀的東西——硬性的社會現實,如性別、階級或共同體——現在都被認為是文化‘建構’”。

  2.西方新史學的研究實踐與方法

  主持人:正如上述各位老師所言,史學的“新”“舊”只是相對的概念,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指向。不過,我想補充一點的是,我國學者普遍接受或者就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而言,“傳統史學”是指發端于西方、盛行于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史學,“新史學”則主要是指20世紀下半葉以來發展起來的史學新領域和新方法。在廓清了二者的概念之后,各位老師能否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介紹一下新史學在西方史學界的研究實踐中是如何展開的?

  張弛:以我較為熟悉的法國大革命研究為例。法國大革命研究的范式轉型主要發生在20世紀中葉。在此之前,經典范式是把革命看成是一場資產階級主導的戲?。焊锩l生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興起,主要參與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是沒落保守的封建貴族。20世紀中葉,西方學者通過分析革命前社會階層的變化、革命參與者的身份以及貴族狀況,發現革命前的有產者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激進,革命前的貴族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沒落保守。把這兩部分綜合起來,發現有產者和貴族的區別好像并不大,換個角度來說,并不存在導致革命的社會原因。那么如何解釋革命?于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學者們開始從文化中尋找原因,從而引起解釋范式的進一步改變。文化解釋逐漸取代了社會解釋。學者們分析了革命前的閱讀、書籍、沙龍、公共輿論等各種文化現象,他們甚至進一步分析言辭、觀念,對陳情書進行“序列史”分析。到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政治文化的概念。要說在解釋革命起源這個問題上,新的范式是否更有說服力?我不這么認為,但是新的范式注意到了一些新材料,也借鑒了新的方法。

  陸啟宏:范式轉換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歷史學家關于近代早期歐洲巫術的研究中也有體現。這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材料,主要是使用審訊檔案等材料。比起獵巫者的宣傳冊、獵巫手冊等傳統史料,法庭的審訊材料有著明顯優勢,因為審訊材料更客觀地記錄了巫術審判的一些情況,如審判的地點、受審者的情況、案件的大致情況、審訊記錄、審判的裁決、沒收財產的清單等。二是研究方法,即使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社會學和精神分析等。值得一提的是,“巫術”這一研究主題本身就是“新史學”的產物,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傳統上被視為無意義的、不相關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聞軼事的行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為有意義的人類經驗加以分析”。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巫術研究出現了新的特點:一方面,歷史學家傾向于進行地方性研究和個案研究;另一方面,歷史學家通過運用跨學科方法將巫術放在近代早期的語境中加以理解,例如氣候變化、宗教背景、鄉村沖突、國家建構、父權制等。在語言學轉向之后,巫術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例如,英國歷史學家克拉克認為,“關注的對象應該是語言本身,而不是語言與語言之外的世界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為了理解過去的巫術信仰,我們需要從語言開始。我并不是僅僅指表達它們的術語,它們所假設的意義體系,還有語言如何使信仰獲得認可的問題”。

  呂和應:我想舉一個關于新史學與跨學科研究的例子,即關于猶太大屠殺的研究。這一研究的參與者不僅包括歷史學家,還包括事件親歷者、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等,于是我們可以讀到歷史學家撰寫的嚴肅歷史著作,在集中營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憶錄,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和哈貝馬斯、美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以及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關于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還有大量關于猶太大屠殺的文學作品。與歷史學家在其他歷史研究領域具有絕對權威性不同,他們在猶太大屠殺研究領域并沒有絕對的發言權,因為那些幸存者的回憶錄在某種意義上(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爾特所謂的“零度寫作”層次上)也具有重要的“話語權”。這樣一項綜合研究迫使歷史學家認識到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不同學科的理論、方法、成果和資料被運用到關于大屠殺的研究之中,也使得這一研究更為豐富且立體。

  3.怎樣看待西方新史學

  主持人:近年來,西方新史學的研究取向對我國國內史學研究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那么,國內史學工作者尤其是世界史學者對西方新史學范式的接受和掌握情況如何?是否已經開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嘗試運用新史學的理論、實踐與方法呢?

  陸啟宏:西方新史學對中國的歷史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2002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新史學”研討會以及會后結集出版的論文集《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楊念群、黃興濤和毛丹主編,2003年)反映了中國學者對新史學的接受和實踐。在新史學的各種流派中,對中國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新文化史,張仲民教授的《新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新文化史研究》(2013年)一文專門介紹了中國大陸新文化史研究的新進展。中國世界史學界早期以譯介西方新史學的理論和著作為主,不過近十年來,也開始嘗試在具體研究中運用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以記憶史為例,近兩年發表的文章有孟鐘捷的《從“德累斯頓大轟炸之爭”談二戰記憶的真實性問題》、黃艷紅的《記憶建構與民族主義:近代塞爾維亞歷史中的科索沃傳奇》以及張倩紅的《歷史記憶與當代以色列國家認同的構建》等。

  張弛:在我國世界史學界,法國史研究的新史學轉向開始較早,這與張芝聯先生的引介之功分不開。不過,從材料出發考察具體的問題,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心態史為例,張芝聯在《法國年鑒學派簡介》(1978年)一文中就開始引入心態史。但是到目前為止,關于心態史的經驗研究并不多見。再比如書籍史,國內翻譯了不少書籍史作品,但是經驗研究也不多。還有一些新史學問題如戲劇、教育,國內有學者已經有所關注,但研究力量較為分散。另有一些領域的研究相對集中,如性別史。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學者就有人研究女性史,尤其是大革命時期的性別問題,這或許同法國大革命頒布過《婦女權利宣言》有關。除此之外,與社會文化史相關的還有公共輿論和公共空間的研究,包括法國革命節日、1789-1794年的公共空間與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比較新穎的問題。當然,我關心的領域很有限,所以判斷不一定全面。

  呂和應:這種情況在史學理論研究中也有所體現。以概念史為例,如今國內的概念史研究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許多領域、時段的歷史都可以用概念史或者近似方法進行梳理和探究。其中顯示出如下一些特點:首先,概念史方法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中國史方面,尤其集中在晚清和民初的時段。因為這一時段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西方外來思潮遭遇、碰撞和融合的情況最為突出,有利于探究概念的流動、傳播與接受。而在世界史研究中,概念史的相關討論更多處在理論引介階段。盡管像科澤勒克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的傳播,但關于概念史的源流及其核心概念(經驗空間、期待視域)的分析仍存在難解與誤讀的地方,其與別的思想流派的關系——比如劍橋政治思想史學派、英美分析歷史哲學以及德國社會史學派——有待廓清的地方還有許多。其次,如何看待和評價概念史的討論尚顯不夠。概念史本身具有怎樣的認識論前提與其發展息息相關,如果不能對此有深刻的了解與掌握,很難有效地在中國現實語境下利用好概念史這一研究工具。而這需要相關研究者對其起源、發展和因應問題的背景有進一步的挖掘,同時也要求學者具備一定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知識儲備。如果不能達到上述方面的要求,那么在中國世界史研究中推行新方法、新范式都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難免會有削足適履和生搬硬套之患,更無法與現實情況有機結合。

  主持人:正如剛才各位老師所談到的,性別史、概念史等新史學研究在我國世界史研究中正處于探索階段,不過其蓬勃發展的趨勢卻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在從事世界史研究的過程中,如何應對這種新潮流、新變化、新趨向呢?

  呂和應: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西方新史學潮流與趨向對于我們開闊世界史研究的眼界、提升自身的認知水平帶來了有益啟迪,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對這些思潮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和甄別,杜絕生搬硬套和全盤照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結合史實與語境對新史學理論進行探究與考察,客觀公正地看待各類西方新史學觀點的優劣,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使之更好地服務于我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

  張弛:在中國未來世界史學科發展過程中,如何把握西方最新理論與思潮仍將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應結合中國自身國情與現實需要,取法西方史學的長處,避免被牽著鼻子走,淪為亦步亦趨的模仿,甚至過度吹捧業已脫離時代的觀念與理論,亦即在“原創性、時代性”上積極發力。此外,在運用新史學理論的過程中,也要注意把握其與傳統史學的關系,了解傳統史學的一些基本情況。這個道理很簡單,不知道既往的研究,就不知道怎么提問題,不知道如何分析問題,更不知道如何解釋材料。如果你把法國無套褲漢誤認為社會底層,怎么可能做好關于他們的文化史研究呢?如果你不知道國民公會斗爭的焦點是什么,那么分析節慶很有可能只是浮在歷史表面的。套用鄧廣銘先生的說法,世界史研究也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制度、目錄。史學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單純創新,創新的前提是解決問題。而沒有積累大量的、集中的材料,研究也很難站得住腳,更談不上創新。

  陸啟宏:近年來,我們在談到新史學造成的弊端時,最為史家們所詬病的一點就是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尤其在微觀史學領域。還有跨學科問題,在學科日益分化的今天,采用跨學科方法對于歷史工作者而言任重道遠,它要求歷史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融匯合中實現突破和進步,這對培養和訓練未來的歷史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在認真搜集和整理史料,扎實打好史學基本功,注重了解國際史學前沿的基礎上,努力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史話語體系。

  主持人:各位老師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為我們介紹了西方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概念,西方新史學的研究實踐以及怎樣看待西方新史學,讓我們這些青年后輩對二者的關系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令人受益匪淺。再次感謝各位老師!

  專家點評

  中國社科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張旭鵬:史學“新”“舊”問題的出現,首先是學科內在邏輯演化的結果,人類關于過去知識的豐富與提升,對歷史學家的才、學、識不斷提出新的要求。而史學也亟待開放邊界,借鑒和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完成自身形態的更新。同時,史學的“新”“舊”嬗變也是時代的需要和產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一代人亦有一代人的史學。因而,史學需要順勢而為,因勢而動,對過去的事件作出新的解釋,對現實的問題作出新的解答。唯如此,史學方可展現其歷久彌新的活力和魅力。

  就中國史學而言,尤其是近現代以來,“新”“舊”議題始終與“中”“西”問題交織在一起。梁啟超所謂之“新史學”,一個重要的特征便是借鑒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將中國傳統史學納入現代史學的“公理”“公例”中,實現民族自立與國家自強。及至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新史學”即從一味取法西方,轉到對傳統史學的重新理解和創造性轉化上。西方史學作為一個重要參照,在中國史學的現代轉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紀80年代至今,西方的社會史、文化史、全球史等接踵而至,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或大或小的沖擊和影響。相應地,中國史學也在這一過程中,取長補短,迎接挑戰,力圖達成自身的完善。與此同時,中國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也在中西交互頻仍的境況下日漸增強,建構一種立足中國、兼容并蓄的史學新樣態,成為這一代學者更為急迫的任務。

  長期以來,中國的世界史學者以研究外國歷史和史學經驗為己任,成為溝通中西史學的有效橋梁。他們既能夠從中國看西方,也可以從西方觀中國,因而兼具主位客位的雙重視角,也更能體驗到中西、新舊之間的張力與碰撞。中國世界史學者所處的這一特殊位置,使之更具理論與實踐上的自省精神,從而在推進中國史學從傳統到當下的賡續,從本土到全球的跨越中,肩負起更大的責任。

  從歷史上看,中國史學向來有著博采眾長、美人之美的內涵與氣度。正如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之間并非替代關系,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之間也理應形成一種良好的互補關系。相信中國的歷史學家能夠以新舊為經,中西為緯,織出中國史學更加絢麗的畫面。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黃艷紅:幾位青年學人從各自的研究實際出發,分享了他們對西方史學中傳統史學與新史學這對概念的理解,分析了西方新史學在國際國內學界的呈現形態及其運用。他們一致認為,不應將傳統史學和新史學作截然的兩分,或在二者之間劃定一道明確的時間界線。在史學這場運動中,新舊關系就像歷史進程本身一樣,即便是在言說新問題、使用新方法,也都是基于對舊問題的反思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當下的新史學,也應該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它是從傳統史學或舊學中演化而來的。

  我們不僅要從歷史學科的內在發展脈絡來理解新史學的產生和發展,還應關注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乃至某些國際性思潮和趨勢的影響,把新史學視為對學科內外挑戰的應答。在這方面,1900年前后德法兩國的歷史學方法論之爭,20世紀中葉以來人類學、語言學的影響,以及當下的全球史和跨國史潮流,尤其具有代表性。

  正如三位青年學人指出的,西方史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且,二戰后人文社科的理論更新速度越來越快。他們的觀察或許已經切中另一個層次的問題:現代史學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創新和突破的進程。這讓人想起科澤勒克討論過的一個問題:現代(Neuzeit)何以是新(neu)的?因為現代的一個本質特征,在于不斷發現和追求新事物。因此,傳統史學和新史學這對概念的提出,本身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在這個問題上,或許可以立足中國的經驗反觀西方。在中國史學史上,明確提出“新史學”概念的人可以追溯到梁啟超??梢运伎嫉氖?,西方各國有沒有類似于梁啟超那樣明確提出“新史學”的人呢?有法國學者認為,西方史學作為一門學術工作,在1100年左右的修道院中就已經誕生了;也有人指出,17世紀本篤會的文獻學家們已經奠定了現代史學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但很少有人說那兩個時代的史學是“新史學”?!靶率穼W”概念開啟了一個有意識的創新時代,這個時代延續至今。對于西方史學,是否可以辨識出類似的“新史學”的創生時刻呢?這樣的設問更像是話語或概念史的探討,與新史學的內容沒有直接聯系,但它對理解現代史學的發展不無裨益,也契合今日新史學的旨趣。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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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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