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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應有的三個追求 ——以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為例
2021年03月09日 09:32 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作者:譚好哲 字號
2021年03月09日 09:32
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作者:譚好哲
關鍵詞: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目的性;主體性;專業性;文藝理論

內容摘要:相對而言,100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性學術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雖取得不少成績,但較學科體系、學術體系仍有所遜色。話語體系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所能達到的思維能力、理論水準、精神品格的標志,關涉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實現程度及其國際學術地位的輕重和學術影響的大小,為此,在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應該在目的性、主體性、專業性三個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覺意識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種事先規定的目標預設,是各種理論學科的學科性質和功能顯在的實現,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務于中國自身的社會發展,在具體研究領域創造既具有現實認知能力又具有引領作用的理論話語;二是參與并促進全球化時代世界學術的發展;三是要直面人類生存境況,走進人民生活世界,對世道人心的改良改進有所啟迪有所作用。

關鍵詞: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目的性;主體性;專業性;文藝理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相對而言,100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性學術在話語體系建設方面雖取得不少成績,但較學科體系、學術體系仍有所遜色。話語體系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所能達到的思維能力、理論水準、精神品格的標志,關涉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實現程度及其國際學術地位的輕重和學術影響的大小,為此,在新時代的理論建設中應該在目的性、主體性、專業性三個方面做出更加具有自覺意識的追求和努力。目的性是一種事先規定的目標預設,是各種理論學科的學科性質和功能顯在的實現,其目的追求主要有三:一是服務于中國自身的社會發展,在具體研究領域創造既具有現實認知能力又具有引領作用的理論話語;二是參與并促進全球化時代世界學術的發展;三是要直面人類生存境況,走進人民生活世界,對世道人心的改良改進有所啟迪有所作用。主體性是學術理論話語在內容和性質上應有的規定性內涵,包括個人主體性、對象主體性、社會主體性三個層面。個人主體性是具體從事學術理論研究者的個人性的體現;對象主體性是構成中國當代學術研究對象的客觀社會內容與時代需求在話語建構中的自我顯現,也體現著話語建構主體對中國社會實踐當下性的學術回應;社會主體性則主要包括民族主體性即對民族自身學術傳統的傳承和主義主體性即作為意識形態主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的指導。第三是專業性追求。話語體系的建設是為了學術思想的創新,必須講專業性。話語體系建設不能停留在隨隨便便地發感想談意見的層面,必須具有理論系統性,是具有思想貫通性的理論內容、符合邏輯與規范的理性論證和由特定術語構成的話語表達形式有機融合的產物,思想觀念、論證邏輯與表達術語三者缺一不可。具有標識性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術語、新命題的創造,是我們以往的理論話語建構中極度缺乏而在今后應該切實加強的。

  關 鍵 詞: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目的性/主體性/專業性/文藝理論

  基金項目: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研究項目“馬克思主義文藝美學觀念對中國當代文藝學建設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05JDW04)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當代文藝價值觀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7JJD72001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譚好哲,山東大學 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100 譚好哲(1955- ),男,山東棲霞人,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跨進新時代之后,如何發展中國的文化,如何發展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正成為舉國上下共同思考的問題。也正是在這一新的歷史語境之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建設問題日漸成為學界理論聚焦的一個重要話題。這種理論聚焦是極有意義的,因為話語體系建設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所能達到的思維能力、理論水準、精神品格的標志,關涉到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實現程度及其國際學術地位的輕重和學術影響的大小,因而如何建設中國當代的話語體系,建設什么樣的話語體系,自然就有加以研討的必要。在這一研討中,中國當代話語體系建設的目的性、主體性與專業性,是首先應予關注的三個主要問題或方面。

  一、中國現代性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自清末民初梁啟超、王國維一代學者起始,中國現代性學術已走過了100多年的歷程。百多年來,中國現代性學術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各個方面均取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為中華民族所追求的現代化大業提供了智力支撐和智慧引領。不過細究起來,這三個體系的發展并不平衡,相對而言成績有大有小。比較而言,三者之中學科體系的建設成就最為突出,總體上說我國已經基本建成了與國際學界接軌的學科體系,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專業化發展奠定了具有學科分野性質的不同思想空間和平臺,同時也為培養造就具有專業志向的學術人才創造了基礎條件;學術體系的建設,尤其是在改革開放40年來也有很大進步,初步建成了有利學術事業發展的學術支撐與管理系統,比如以專業期刊和出版社為核心的學術發表體系,服務于專業人才培養的教育體系和教材體系,基金資助與獎勵機制,各級專業學會的建立,執政黨和政府的各級管理機構的設立與運作,如此等等;至于話語體系建設,當然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涌現出不少大家和名家,各個專業領域都積聚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理論成果。不過,除去政治學等少數學科領域之外,大多數學科都還沒有建構起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話語創新遠遠落后于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比如文藝理論學科,20世紀50年代學界就提出了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至今這一建設目標仍未實現,其他專業研究領域大多亦復如此。這樣一種狀況,是走向新時代的中國當代話語體系建設需要認真面對并切實加以改進的。

  就學術發展而言,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三位一體、緊密相連,同時又各有所司、互有不同。以比喻言之,學術發展猶如做建筑工程,學科體系建設好比是打地基,學術體系建設好比是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條件準備,而話語體系建設猶如宏偉殿堂的建造成形。話語體系建設是作為整體學術系統的最后一個環節而存在的,是學術發展的直接目的和追求所在,也是在三個體系建設中最復雜艱難的一個環節。一般來說,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的建設只要國家安定、政府重視并肯于投資,再加上學界自身努力,就可以做大做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建設方面取得的快速發展就是證明。但是,話語體系的建設則涉及更多方面的因素,其發展和進步要緩慢許多。話語體系建設是思想創新的工作,對每個學者來說需要長期的時間去積聚、消化思想資料而后才會在不斷的思考與反思中有新的思想萌芽、成長起來,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學術研究來說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相對于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建設,話語體系建設的成效顯現一般來說要相對滯后,需要更長時間的積累與積淀,所以前面所述中國現代性話語體系建設相對遜色的狀況有其自然的一面。

  不過,中國現代性學術話語體系建設遜色于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建設,也不純粹是由于它相對需要更長的時間這一自然原因,而主要是由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具體歷史狀況和學術語境造成的。就歷史狀況而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歷經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歷史時期,其間國家政體變動不居,晚清、民國時期革命與戰爭不斷,新中國成立后又歷經一邊倒跟隨蘇聯、“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沖擊。在這樣一個國家政體和國策變動不已,動亂時期幾乎多于和平穩定發展時期的歷史階段,從歷史生活、社會實踐到文化生活、思想學術,變化成為常態,而這種變化的常態顯然是不利于形成穩定的系統化的學術理論話語體系的。常言道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造就一個時代的學術特點。百多年來,中國學術的一大特點就是不斷變化、不斷追新,與此同時,穩定性、系統化的學術創造就顯得很不足,從整個國家來看是如此,從專門的學術領域和單個的學人來看也是如此,這是由中國百多年的特殊歷史狀況造成的。就學術語境而言,百多年來的中國學術是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西學東漸的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在中國學界,通常把百多年來的中國學術稱為“新學”,這所謂的新學是與中國傳統的“國學”和主要來自近現代歐美的“西學”相對而言的。相對于古典的、傳統的國學,新學是現代的、創新的學問,是對傳統的超越和改造,而這超越和改造的思想學術動力和范本則來自西學。這樣一種基本的學術格局與取向對中國現代性學術的發展可謂利害參半。就益處而言,以西人為師,以西學為范,一方面可以直接取用西方現成的理論觀念、思想方法、理論成果,以使我們自己的學術相對于傳統國學而言面貌一新,并以之成為打破舊有學術傳統與格局的銳器,同時這種學習、取用在與我們自身的歷史與文化實踐的結合中也的確產生了一些能夠稱之為“新學”的思想理論成果,另一方面這種學術取向確實也便于融入世界文化的潮流,參與到世界學術場域的思想交流之中。而就負面效應而言,以西人為師,以西學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在一些學科領域和不少學人那里造成了傳統的中斷和本土文化精神的弱化,不僅割裂以至于割斷了與中華傳統文脈和學統的聯系,而且往往也僅僅是把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實踐作為印證西方學術真理性的事例,不能從自身實踐中提煉和升華具有本土印記的理論觀念,從而缺乏了思想創新和話語表征的中國特性,這正是人們常常對中國學術領域話語體系建設表達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現代性學術話語體系建設不盡如人意,存在著諸多不足和問題,學術界自身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前不久發表的一篇反思文章中,筆者曾從文論話語的內容結構存在偏頗、文論話語的建構機制存在缺陷、文論話語的身份認同游移不定幾個方面分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設的未完成性或不成熟性。①這些不成熟中顯示出來的問題和缺陷其實也都與學術界自身有關。中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力還不強的問題,與學界人才隊伍的總體素質水平和能力不高是有直接關系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包含許多方面的努力,知識儲備、思維水平以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等等的提升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同時對話語體系建設已有成果與應有理想的反思與自覺也是不可缺少的。亞里士多德關于事物的本體存在有所謂“四因”學說,即任何事物的成立或存在發展都有其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我們可以借用這個“四因”學說來對話語體系建設問題做一個理論層面的自覺思考與探討。以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學科的話語體系建設而論,它必有自己的質料,這就是古今中外特別是當下時代一切有關文藝的實踐材料與思想資料,這一點,在以往和當下的理論研究及其歷史發展的回顧性總結與前瞻性思考中,學界已在文藝理論創新與文藝實踐、時代精神、歷史向度等等的關系中做了較多的闡發和論述,要求文藝理論研究要有及物性、接地氣,這里不擬贅述。對于另外三因,學界雖然也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和論述,但有自覺意識地放在一起加以深入思考的論著尚不多見,在此有必要一一做出辨析和研討。

  二、新時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應有目的性追求

  中國當代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中第一個需要具有自覺意識和追求的是目的性,也就是我們建構話語體系的目的追求。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目的因是事物創生與變動的終極,是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緣由”或“極因”。事物的存在是這樣,人類的活動更是如此,人類活動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自覺的目的意識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薄盁o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雹谠诰唧w的學術研究領域,參與其中的個人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或是為了生存,或是為了功名,或是為了學術的發展與進步,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我們在這里所追究的目的性,當然是從學術的角度著眼的。

  這里有一個問題首先需要辨清,就是談論一個事物、一件事情、一個活動領域的終極性目的,不能脫離開它本身的存在性質和功能而憑空想象和立論。以文藝理論的話語體系建設而言,其建設目的一定要建立在對其理論性質和功能的理解基礎之上,或者說文藝理論的性質和功能是其隱在的目的,而其目的則是其性質和功能顯在的實現與追求。作為一個人文性社會科學研究學科,文藝理論在學科性質上是一個價值認知型的理論學科,它與文藝現實的關系是一種價值認知性關系,其中既包含著對具有人文價值屬性的文藝現象及其發生、發展的規律性進行的科學性理論總結和認知,具有知識論的內容和成分,也包含著對文藝發展和社會功能的應然狀態的理想化追求與思想升華,具有價值論的內容和成分,是科學性與價值取向的統一。由此在其學科功能上,文藝理論就不僅僅擔負著文藝現象的科學總結功能,不僅僅是提供一種描述與解釋的知識論話語,也擔負著對文藝現象的思想引領作用,還具有基于社會、人生和藝術審美理想的價值規范與評判功能。長期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界對文藝理論的學科性質和功能問題的認識不夠自覺和深入,再加上受到西方各種相互矛盾與抵牾的文藝學說和理論觀點的影響,致使許多人在文藝理論的科學性與價值取向、認知功能與規范功能之間關系的理解上混亂不清、顧此失彼,從而在究竟要建構一種什么樣的文藝理論,即文藝理論建設的目的性問題上,未能形成明確和統一的認識。究竟是應該把中國文藝理論建成一種描述性、知識論的學科,還是建成一種規范性、價值論的學科?目標各異,莫衷一是。這種狀況,不能不影響到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具體運作與歷史展開。

  那么,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的目的究竟應該是什么呢?基于文藝理論學科性質與功能的上述界定和理解,至少應該包含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最為直接的目的是要服務于中國自身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對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有解釋和認知能力,并有指導和引領作用。文藝理論從實踐中來,又要回到實踐中去,對現實的文藝實踐首先是中國自身的文藝實踐發生作用,因而建構一種既具有現實認知能力和解釋能力又具有價值規范和思想引領作用的話語體系,當是中國文藝理論的基本建構目的和學術追求。富有成效的文藝理論研究不僅能夠提供科學性、真理性的文藝知識,而且應該也能夠通過對文藝性質和功能、文藝批評標準以及審美價值和發展理想等等的研究,以文藝研究和文藝批評為中介而對具體的文藝創作和欣賞,并對文藝思潮和社會審美趣味的發展等發揮現實規約與超越性引領作用。其二,當今時代的中國文藝已經融入全球化的文化和藝術交流、交往的大潮之中,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因而中國當代的文藝理論也必然具有本土性與世界性的雙重身份與品格。在這樣一種歷史語境之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目的還在于能夠參與并促進全球化時代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與民族之間文學藝術的傳播與交流,為世界文藝理論批評的發展做出中國的貢獻,提供中國的思想與智慧。如何在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民族本位與世界視野之間保持一種富有生機的理論張力,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應該深入思考的問題。其三,優秀的文藝創造總是面向社會與人生的改良與進步的,文藝理論話語作為整個社會學術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也負有對于社會與人生的責任。胡風先生曾經講過:“批評家底任務是要和作家協力地發掘而且改造這時代底精神?!雹圻@其實也正是所有文藝理論研究應該追求的目的。近代以來,德國古典美學、馬克思主義美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中的法蘭克福學派等,都在不同理論意義上提出并論述了藝術審美對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社會變革的功能,這是我們應該充分重視并繼承與發揚的一個思想觀念。因此,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構還要能夠通過藝術問題的研究,直面人類生存境況,走進人民生活世界,對世道人心的改良改進有所啟迪有所作用。

  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目的性追求的上述三個方面,對其他學術領域的話語建設也具有普遍性意義,任何一個學科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都要首先對自己的研究領域有用,有助于實現該學科的學科特性,實現其學科理論功能,同時又不僅僅是對中國有用,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有其理論價值,進而言之還要能夠對人生與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有推進作用。這樣來看,話語建設不純粹是為學術而學術的,也是為人生、為社會,為中國、為世界而學術。只有這樣的話語建構,內容才能豐廣深厚,境界才能高遠博大。這里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目的性雖然是作為學術理論話語建設的“終因”而存在的東西,卻又是作為自覺意識而在具體的歷史性話語建構實踐之前或之初事先預設的東西,對于話語建構的創造性展開,對于話語建構理想的實現有著光照性引領作用,也能夠轉化為一種深層的精神和思想牽引動力,成為具有引發、指導、控制、調節作用的自覺動因,從主觀方面規定著話語創造活動的方式和性質,使得中國學術的話語體系建構朝向一個值得追求的明確目標前行,不至于走向盲目、混亂的境地。所以,有沒有一個自覺的目的意識是大有區別的,這是一個值得每個學者和學術共同體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新時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應有主體性追求

  亞里士多德“四因”學說中的動力因,指的是事物創生的致動原因,對做一件事情來說,就是施為主體,比如制作一張桌子的木匠,或一幅畫的畫家、一首詩的作者。正是動力因或施為主體的存在,才使得一定的質料,在目的因的規約和引導之下,轉化為顯示事物本質理念的特定存在形式。因此,在中國當代話語體系建設中另一個需要具有自覺意識和追求的便是主體性。由于受蘇聯哲學與文藝理論研究的影響,生活、客體、對象優先的反映論一度成為中國現當代學術以及文藝理論的主導觀點和理論范式,而主體、主體性問題則長期隱沒于哲學與文藝理論研究之中,未能得到重視和彰顯。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道主義熱潮對人的主體地位的恢復和肯定,主體性觀念和理論研究也隨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強勢登場,在相當程度上對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術包括文藝理論研究的觀念、方法和格局帶來了沖擊和改觀。因此,總結和反思近40年來中國學術以及文藝理論的發展不能無視主體性理論話語,展望與探討中國未來學術的話語建構也不能不談主體性問題。

  那么,何為主體?何為主體性?何為中國學術理論話語的主體性建構?這也是需要加以辨析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學術話語是由學者創造的,每個學者都是話語行為的主體,其主體性當然就是在其話語創造中體現出來的人性本質與精神個性。1980年代中期以劉再復為代表、在中國文藝理論和美學界引起極大反響和爭論的“文學主體論”理論就持這種觀點。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是極其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很正確的。在現代哲學中,主體通常是指社會活動——包括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或施為者,而主體性是指人在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地位、能力、作用等等,是能夠顯示主體的本質力量和標志活動性質與特點的規定性屬性。這種規定性屬性是高度社會化的,雖然通常是以個人性表現出來的,但卻必有一個更大的社會性主體隱匿其后。所以,主體包括個人主體與社會主體兩個方面,與此相對應,主體性也包括個人主體性與社會主體性兩個層面。就此而言,每一個能在自己的專業學術領域留下印記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會顯示出自己的理論個性和主體性特點,從而獲得自己的主體地位和身份。但是,這種個人主體及其具有個性特點的個人主體性并不等于因而也不見得能夠代表中國當代學術主體及其主體性的建構。不僅如此,當代本體論哲學已經將主體性理論由建立在主客體二分基礎上的主體性發展到存在本體論的主體間性理論階段。依照主體間性理論,不僅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具有交互主體性,活動主體與其實踐改造對象和認識活動對象之間的關系也具有交互主體性。這樣來看,學術研究的主體性不僅是活動主體賦予的,也與研究對象的自身規定性有關,對象也有其主體性。概括而言,學術話語建構的主體性大致應該包括三個層面,即對象主體性、個人主體性與社會主體性。個人主體及其話語建構的主體性是千差萬別、各有不同的,但又是可以指認與辨識的,它們以恩格斯所指出過的歷史“合力”的方式共構著、推動著中國當代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思想潮流,但各自來看又不見得能夠代表話語建構的民族風貌與時代特質,姑且不必一一而論。這里,需要加以研討的是對象主體性與社會主體性,這兩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學術話語在內容和性質上應有的規定性內涵。

  一般來說,對象主體性屬于客體或受動方面,它是構成中國當代學術研究對象的客觀社會內容與時代需求在話語建構中的自我顯現,也體現著話語建構主體對中國社會實踐當下性的學術回應。在文學研究領域,究竟是作家歌德創造了浮士德還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是一個需要給予解答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作為精神創造對象的客觀生活本身有它的自主性、能動性也就是主體性,不完全是被動的存在之物。在作于1842年初的一篇批判書報檢查制度的文章里,馬克思曾涉及學術話語與研究對象的關系問題。普魯士官方的書報檢查制度規定人們要“嚴肅和謙遜地探討真理”,在這篇文章里,馬克思明確指出,在寫作行為中,“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于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④。真理與自由的精神探索和表達有關,更與事物自身的本質特點相關。因此,他一方面抨擊普魯士官方書報檢查制度的規定只準許人們用一種風格、一種筆調、一種色彩、一種形式寫作,實質上是對學術行為中自由的豐富多彩的精神主體性的扼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學術行為中精神光亮所映照出的各種客觀事物與精神主體一樣也是多彩多姿的,不能用一種由官方規定好的形式去反映,他說:“天才的謙遜和經過修飾、不帶鄉音土語的語言根本不同。相反地,天才的謙遜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語言來說話,來表達這種事物的本質的特征。天才的謙遜是要忘掉謙遜和不謙遜,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謙遜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按照事物本質的要求去對待各種事物?!睘榇?,他進而反問道:“難道對象本身的性質不應當對探討發生一些即使是最微小的影響嗎?難道探討的方式不應當隨著對象改變嗎?當對象歡笑的時候,探討難道應當嚴肅嗎?當對象悲痛的時候,探討難道應當謙遜嗎?因此,你們就像損害主體的權利那樣,也損害了客體的權利?!雹菰谶@篇文章里,馬克思強調學術行為是“真理占有我”,要“用事物本身的語言來說話”,“使事物本身突出”,探討的方式“應當隨著對象改變”,如此等等,實質上正是強調了學術話語建構中對象主體性的一面。以中國近40年來文藝理論的研究而論,在其最接地氣的部分,構成其基本話語內容的不正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文藝創作與批評實踐的理論總結和升華嗎?同樣,就新時代中國未來文藝理論的話語建構而言,用中國文藝本身的語言來說話,將中國文藝講述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提煉、升華為中國話語、中國智慧,也正是中國文藝理論話語建構的對象主體性所要求的。僅有不同的個人主體的眾聲喧嘩,而看不到中國自身文藝實踐現實運動的規律性時代脈動與精神演進,這種話語主體性的建構是不完整的,是存有缺陷的。

  至于學術理論話語建構的社會主體性,在我國歷來都是受到重視的。中國傳統學術中,講求代圣人立言、傳經典之旨,現代學術中又特重學術的意識形態屬性,講求代階級立言,為某個群體發聲,這都是學術話語社會主體性的突出表征。不過,認真追問起來,究竟何為社會主體性,在有些研究者那里則還不一定是十分明確的。就新時代中國學術理論話語建構來說,有兩種社會主體性是應該特別重視和堅守的,一是民族主體性,一是主義主體性。自20世紀30年代后期以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個提法和努力其實就一方面強調了思想理論建設的民族主體性,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主義主體性或思想主體性。同樣,1950年代以后中國文藝理論界提出的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目標,也體現了這兩種主體性的價值設定與追求。

  所謂民族主體性,廣義上看就是中國性。中國學術理論的話語創造應該姓中,這一點是不能有任何含混和動搖的。在中國學術的發展中,當然可以也應該學習研究、吸收借鑒國外一切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但這只能作為發展我們自己學術理論的參考和資源,作為我們自己理論創造的豐富和補充,絕不可以此代替自己的創造。強調中國學術理論話語創造的中國性,除去如上所述在對象主體性角度上要以中國當下的文藝實踐為內容架構基礎之外,另一個主要的方面就是要體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學術資源的繼承性。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積淀了無數優秀成果,形成了中國學術重經世致用、重知行合一、重人生修為、重生命感悟和體驗等民族特色與傳統,這是中國特色學術理論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也是中國學術話語主體性建構中民族身份的保證。民族主體性之外,中國學術理論話語創造的中國性還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學術理論研究有其抹殺不了的意識形態屬性,也就是具有思想主體性,無論中外概莫例外。法國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指出:“意識形態是支配個人和社會團體的思想的觀念和表象的體系”⑥。意識形態通過教育等途徑進入個體,使個體成為一個有見解、能行動的主體。因此,真正的主體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支配著人的觀念的意識形態,“人本質上是一個意識形態動物”,“意識形態把個體轉變為主體”。⑦作為一種科學的意識形態理論,馬克思主義觀念與方法的指導,是中國百多年來哲學社會科學主流學界的追求或曰主調,未來也依然如此?;乇苤髁x屬性,不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旗幟,怯于或無能于進行學術理論上的思想交鋒,是很多時段、很多情況下中國學界很多人的通病,這種狀況不加以改變,有中國特色的話語理論體系恐怕難以建構起來,沒有思想支撐、沒有主義引領的主體猶如沒有精神靈魂的生命存在,是難以立得起、行得遠的。

  四、新時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應有專業性追求

  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所謂形式是指顯示事物本質理念的特定存在形式,它有感性可觀的一面,更有抽象的體現事物本質規定性的一面,所以形式概念與理念概念又是具有同義性的。就學術理論的話語建構來說,我們可以把亞里士多德賦予形式因的內涵用“專業性”一詞來加以概括和分析。在現代性學術發展中,不同領域學術研究的開展是以學科的分化即學科的專業化為基礎的。正如西方當代學者所指出:“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首要標志就在于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即創立了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結構。多元學科的創立乃基于這樣一個信念:由于現實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識群,因此系統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專門的技能,并借助于這些技能去集中應對多種多樣、各自獨立的現實領域。這種合理的劃分保證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說,具有思想上的創造性?!雹嘣诂F代學術中,無論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化就意味著不同學科的學科特性、研究內容,以及主體屬性、話語形式與學術規范等等,都凝聚和體現于專業性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論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的特點時講了三個方面:一是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二是要體現原創性、時代性,三便是體現系統性、專業性。這三個方面中,第一個方面與話語建構的社會主體性相關,第二個方面與對象主體性相關,第三個方面強調系統性、專業性,則直接涉及中國學術話語的存在形式問題了。

  話語體系的建設是為了學術思想的創新,必須講學術性。學術研究是一項精神勞動,需要專業的人才做出專門的努力。強調專業性,首先就要強調某種學術話語的創造者一般應該是某一專業領域的圈內人,以圈內人的身份說話,而且是要研究專業領域的研究對象和問題,這就是通常所謂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的意思。在現代學術中,與學科分化、專門化相對也有學科交叉、融合的情況,因此也需要有跨學科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出現,有跨學科的成果產生,但總體上講,分化、專門化是主流,交叉、融合的學問和人才還是相對而言的,一個人包打天下、盡通天下學術的通才全才可能會有,但非學術常態。因此,我們還是要鼓勵學者在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域里潛心治學、持久鉆研,以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治專業之學,創專業話語,求專業領域的事物規律與存在真理。而這就要求聚焦專業領域的研究對象和理論問題,遵從專業研究領域的研究方法、學術規范。沒有這種聚焦就叫作不務正業,就不能在專業領域取得真知灼見,更遑論規律、真理等等的發現。而不講方法、逾越規范,其理論說服力就建立不起來,難于在學術共同體中得到認同。學術要追求創新,但無視研究對象客觀規定性而且不遵從學術規范,其所謂學術創新必定是會令人生疑的。

  學術研究的專業性,還意味著話語體系建設不能停留在隨隨便便地發感想談意見的層面,必須具有理論系統性。系統性,是專業性的一個很重要的體現方面,西方學界甚至中國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都曾有一些學者否認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毛澤東等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有自己的文藝理論,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說他們的文藝觀點和看法屬于“斷簡殘篇”,不成系統,這從一個側面可見學術理論的系統性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當然,有許多貌似全面、完整,看起來很有“系統性”的理論研究,不見的真是有思想創新、有理論邏輯性的。學術理論的“系統性”是具有思想貫通性的理論研究內容、符合邏輯與規范的理性論證和由特定術語構成的話語表達形式有機融合的產物,思想觀念、論證邏輯與表達術語三者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話語體系的專業化學術創新,不僅要有思想、講邏輯,還要落實到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新命題的創造上,要有術語創新的能力。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時指出,其中的某些術語的使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雹岫鞲袼惯€以化學為例對此做了說明?!靶g語的革命”是思想創新的必然結果,是學術專業化落實于“系統性”創新的應有環節,也將是彰顯學術理論的中國性的重要標志。理論的原創能力也包括這種具有標志性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術語、新命題的創造,但這一點正是我們以往的理論話語建構中極度缺乏而在今后應該切實加強的。當然,話語體系建設中不能為獵奇求異、嘩眾取寵而隨意、任性地制造概念,這樣只會制造語詞的垃圾,而無助于甚至有害于思想的表達和創新。新概念、新范疇的使用,“術語的革命”必須和學科的設定與規范相應,與思想的創新相關,這一點也是必須予以堅持的。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當代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生存選擇多樣化、職業轉換比較容易的時代,同時這又是一個信息網絡互聯互通的新媒體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以往時代那種專業身份與非專業身份、專業研究與非專業研究分野顯明、清晰可辨的狀況正在被逐漸改變。因此,學術界應該正視這種時代變化,以寬容的心態尊重他人有轉換身份甚至越界發聲的權利,并善于從非專業人士的非專業研究那里發現并攝取有益的、有啟發性的思想觀點和思想材料,甚至僅僅是有新意、有改造價值的術語表達。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過的,應該要由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學術真理沒有壟斷權,但術業有專攻,專業領域里學術的進步、學術真理的彰顯,一定是長期精神勞動的結果。聰明如馬克思,也不能拍拍腦袋就跨界寫出一部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資本論》,那是他幾十年潛心研究資本主義運行規律,常年泡在大英博物館里讀書研究的精神勞動的結晶。所以,盡管在當今時代非專業人士有轉換身份甚至越界發聲的權利,而其是否有進入思想創新行列的資格卻另當別論,同時專業的學術研究可以從大眾化媒體中攝取資料、捕獲靈感,卻不能等同于零碎化、情緒化、時尚化的新媒體言論,而必須是經由專業規訓產生出來的,能夠經得起專業檢驗的。能夠代表中國學術研究的質量和思想高度而又具有國際學術地位和影響的話語體系建構應該是從專業性中得來的,這也正是中國學界的廣大專業工作者應該自覺承擔的責任,自覺追求的境界。

作者簡介

姓名:譚好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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