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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理論》看盧卡奇思想的一致性
2021年03月09日 11:22 來源:《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1期 作者:孫建茵 字號
2021年03月09日 11:22
來源:《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1期 作者:孫建茵
關鍵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內容摘要:本文從盧卡奇1916年發表的《小說理論》出發,闡明盧卡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研究中隱含的哲學視角,審視由此引發的盧卡奇對哲學視角的反思,最終在盧卡奇早期與晚期思想的變與不變中把握其一致性、連續性的線索,即盧卡奇對歷史性和總體性一以貫之的堅持。一、《小說理論》與隱含的哲學視角1914年底,盧卡奇打算寫一篇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專題論文,這可能是盧卡奇為獲取教席資格而專門準備的論文,但1915年盧卡奇應征入伍,這項研究被迫中斷且沒有再繼續完成。二、《小說理論》引發的哲學反思《小說理論》具有重要理論地位的原因在于其豐富的內容和啟示性意義,這種啟示意義與其說是《小說理論》中提出了對于問題的解決辦法,不如說是盧卡奇在哲學視域中提出問題的方式。

關鍵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小說理論》是盧卡奇早期美學和文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探討的問題切中了人類如何應對生存危機的哲學命題,尤其提出了盧卡奇在研究中一以貫之的哲學視角。通過對盧卡奇早晚期思想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小說理論》中隱含的“歷史性”和“總體性”視角不但沒有在盧卡奇后來的自我反思中被放棄,反而不斷加強,一直延續至晚年。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從《小說理論》中提煉的哲學視角和改變世界的哲學方法出發就可以理解盧卡奇思想的一致性問題。

  關 鍵 詞:盧卡奇/《小說理論》/“總體性”/“歷史性”/布達佩斯學派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生活世界現象學的文化世界研究”(15BZX077);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布達佩斯學派的倫理思想研究”(18KSB057);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阿格妮絲·赫勒的正義觀研究”(16KSB04)。

  作者簡介:孫建茵,1980年生,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

 

  盧卡奇是20世紀備受爭議的思想家之一,關于盧卡奇思想的“轉折”“斷裂”等評價眾說紛紜,因而對于盧卡奇理論軌跡的研究以及探究其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盧卡奇一生的著述有很多屬于美學或文學評論,然而他首先是一位影響著20世紀的重要的哲學家,從哲學視域出發對他的文學或美學理論加以研究,更能凸顯其思想的深刻內涵。本文從盧卡奇1916年發表的《小說理論》出發,闡明盧卡奇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研究中隱含的哲學視角,審視由此引發的盧卡奇對哲學視角的反思,最終在盧卡奇早期與晚期思想的變與不變中把握其一致性、連續性的線索,即盧卡奇對歷史性和總體性一以貫之的堅持。

  一、《小說理論》與隱含的哲學視角

  1914年底,盧卡奇打算寫一篇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專題論文,這可能是盧卡奇為獲取教席資格而專門準備的論文,但1915年盧卡奇應征入伍,這項研究被迫中斷且沒有再繼續完成,《小說理論》就是這篇長文的第一章并于1916年首次刊發在《美學與一般藝術科學》的第二卷中??梢哉f,《小說理論》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學和歷史哲學思想研究的“序言”。

  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說作品展開批判性分析,從而總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超越之處,是《小說理論》的主要內容?!缎≌f理論》的內容簡潔明了且通俗易懂,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偉大史詩諸形式及其與全部文化的統一性或難題之關系”,這里的史詩主要是指《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通過回溯荷馬史詩時代的藝術形式和文化模式,盧卡奇描繪出高度理想化的盛世景象,指出“對那些極幸福的時代來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的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那些時代的一切都是新鮮的,然而又是人們所熟悉,既驚險離奇,又是可以掌握的”[1]19。在此,盧卡奇借用黑格爾關于“絕對精神”要經歷藝術、宗教和哲學的三段論模式,將古希臘精神的發展概括為史詩、悲劇和哲學三個階段,并將其擴展為歐洲文化發展的三個階段。盧卡奇認為,正是由于史詩植根于和諧的文化“總體性”之中,文學、藝術形式才能與歷史緊密契合。經過悲劇時代后,小說成為史詩的真正繼承者,小說和史詩都是對生活的總體性的追求,保留了所有的文化和倫理價值,兩者都試圖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納入到和諧的總體關系中,然而小說和史詩描繪的社會現實卻大相徑庭。

  在第二部分中,盧卡奇提出了“小說類型學”的概念,他的劃分標準是“心靈要么比給它作為行為舞臺和基礎的外部世界要狹隘一些,要么比這外部世界要寬廣一些”[1]87。如果心靈狹小,外部世界便擁有絕對廣闊的空間,反之亦然。在《小說理論》中,盧卡奇還使用了“異化”概念,他指出,“第一自然,即作為純認識的有規律的自然和作為為純感情帶來安慰的自然,只不過是人與其產物之間異化的歷史哲學之客體化”[1]57。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人類所面對的外部世界就是社會,自然界是人類對象化活動的產物和結果,也就是說,人和自然界的關系被盧卡奇轉換為個人和社會的關系,或稱小說主人公與社會的對立關系,盧卡奇由此提出了三種小說類型。

  以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為例,在主人公堂吉訶德的心靈深處缺乏深沉的自我反思能力,在他身上理想是清晰的,但現實卻是模糊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系。這類小說是中古騎士敘事詩的延續,而中世紀的神奇故事在現代已經徹底消亡,小說中的英雄故事以及堂吉訶德沖向風車的英雄行為只能成為一幅諷刺畫,盧卡奇稱這類小說為“抽象的理想主義”。在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代表的“幻滅的浪漫主義”小說中,主人公的心靈世界極為廣闊,外部世界中的爭斗與爭奪可以通過心靈來化解,因而這類小說往往帶有倫理色彩,即通過設想應然的生活否認現實世界,主體的心靈體驗成為最基本、最重要和最真實的來源。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就是這一類小說的代表。第三種類型是前兩者的“綜合”,歌德和托爾斯泰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例如,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的主題就是有著各種不滿的獨立個體在理想的引導之下與當下的現實達成和解,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人道主義,即按照人性或符合人性的方式與現實和解。然而歌德小說中的總體性訴求是表面化的,其實質是人的愿望在外部世界的控制下變形的結果,和解的結果也不是歷史性地按部就班獲得的,而是在小說的結尾按照作者的愿望突然實現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托爾斯泰則是浪漫主義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包含著西歐小說家所缺乏的經驗因素,俄國的歷史境況更接近自然狀態,為從總體性上刻畫和描寫外部世界提供了基礎,因而更接近于史詩時代的作品,也就是說,他的小說中再現了史詩的品格,這類小說中保留了史詩的再生形式。

  總體看來,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對以上三種類型的小說均是持批判態度的。盧卡奇認為這些小說均未能合理地展現社會生活中的真實關系,尤其是思想和現實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小說理論》的最后一段,盧卡奇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寫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這個新世界——它遠離反對現存事物的每一個斗爭才被描繪為易見的現實。所以,他和他的創作形式都處在這些考察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寫什么小說,而在他的作品中顯而易見的塑造信念,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與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無關,也與對它的各種各樣的,也是浪漫主義的反應無關?!盵1]141盧卡奇在此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屬于新世界”,他之所以“沒有寫什么小說”,是因為他立足于現實世界,即被描繪成一個可感知的現實的新世界。

  《小說理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作品的評價并沒有能夠完成,但我們可以根據盧卡奇1943年寫就的一篇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概括出盧卡奇的觀點。

  一般而言,從舊世界向新世界的轉變,是歷史性特征的突出表現。體現在小說中就是作者對時代變遷的理解,以及對人們的生活狀況、道德和世界觀變遷的深刻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彼得堡這樣的俄國大城市中的貧困生活,“在彼得堡‘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中考察俄國瓦解的同樣過程及俄國新生的萌芽”[2],并且延伸到從彼得堡到窮鄉僻壤的整個社會,從日常生活到宮廷斗爭,從理性算計到審美情趣,盡可能呈現當時俄國社會的“總體性”特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描寫了俄國從農奴制瓦解到資本主義新生的過程,包括上層社會從普通大眾中分離的情況,這顯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社會變遷的一種“歷史性”描述。小說中還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虛偽、掠奪進行了有力抗議,因此,按照盧卡奇的理解,與其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小說家,不如說更像一位典型的政論家;與其說他寫的是小說,還不如說他寫的是長篇政論文章。由此可見,盧卡奇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代表了小說的最新形式,而此前,個人離群索居的生活是小說的主要題材,無論是抒情的理想化描寫,還是諷刺的丑化描寫,都不能揭示真正的社會基礎,更缺乏總體性和歷史性的視角。盧卡奇認為,他所生活的時代已經喪失了“總體性”的意義,尋找小說中失去的總體性就成為盧卡奇寫作的出發點。這樣,“總體性”和“歷史性”也就成為《小說理論》中隱含的評價標準和原則,成為盧卡奇后續哲學研究一直堅持的視角。

  二、《小說理論》引發的哲學反思

  《小說理論》具有重要理論地位的原因在于其豐富的內容和啟示性意義,這種啟示意義與其說是《小說理論》中提出了對于問題的解決辦法,不如說是盧卡奇在哲學視域中提出問題的方式。簡言之,如何從總體性和歷史性的哲學視角出發分析小說所折射的社會現實并對其進行改造是《小說理論》提出的最根本性問題。在1914年前后,為準備這篇論文,盧卡奇閱讀了大量的著作,在隨后的近半個世紀中,盧卡奇仍然繼續關注著人們對《小說理論》的評價、再闡釋和批判。1962年,盧卡奇為再版的《小說理論》寫作了序言,其中包括很多他對該著觀點的自我反思。從這些反思中我們更容易理解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之后研究方法的轉換,與此同時也能更清晰地把握盧卡奇堅持不變的哲學角度。

  盧卡奇在《小說理論》1962年版序言中提醒讀者:

  如果今天有人閱讀《小說理論》,是為了更詳盡地了解20和30年代重要的意識形態前史,那么,他從這樣一種批判性地讀物中就能夠獲益良多。但如果他閱讀它是為了確定方向,那么它只能使他更加迷失方向[1]14。

  盧卡奇的這段說明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方面,盧卡奇在寫作《小說理論》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它是20世紀早期擺脫人類生存危機的一次初步嘗試,是20世紀眾多“救世計劃”之一,從這些改造方案的相互辯難和思想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對主觀力量的批判性反思。按照盧卡奇的指引,我們必須回到該時代意識形態爭論的背景中來把握《小說理論》;另一方面,《小說理論》出版以后,布洛赫、克羅齊和阿多諾等人均給予了高度評價,科拉科夫斯基認為《小說理論》是盧卡奇“最重要的成就之一”[3]。法國學者戈德曼也對《小說理論》有著深入的研究,他的《文學社會學方法論》一書推進了盧卡奇的許多重要觀點。但在帕金森看來,“盧卡奇逐漸否棄了《小說理論》,因為這本書具有他在人文學科學派的思想中所發現的那些缺點”[4]。各種參差不一的評價恰恰說明了《小說理論》中包含了許多不確定的、極具可變性的因素。想要理解盧卡奇真實的觀點,他的自我反思是極為重要的參照系。盧卡奇對各種評價做出的有針對性的解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盧卡奇對《小說理論》中精神科學方法的反思。在20世紀60年代,精神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已經充分顯現出來。盧卡奇說:“顯而易見,我對戰爭連同對當時資產階級社會的拒斥態度,都是純粹的烏托邦;即使在最抽象的思維水平上,當時我的主觀態度和客觀現實之間也不曾有什么聯系。但是,在方法論上,這有十分嚴重的后果:起先我根本沒有感到需要對我的世界觀、我的科學研究工作方法等進行批判的考量?!盵1]2這里的精神科學方法論的局限,指的是以狄爾泰為代表的新康德主義的問題。盧卡奇在大學時代接受了“馬堡學派”的哲學立場以及狄爾泰的精神科學方法,他在《小說理論》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精神科學”的研究對象上,集中到依賴感知和生命體驗的人類藝術活動中來。在他的視野中,文學藝術形式正像史詩時代那樣,植根于人類歷史和文化總體性,由此,訴諸心靈的總體性和本源的創造性才能為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構造最便捷的通道。這種精神科學方法所帶來的局限就是脫離人類客觀的“實踐”,無法在生產、勞動、經濟和政治活動中揚棄“主體自我”和“外部世界”、“應然”與“實然”、“意義”和“事實”之間的二元分裂與對立。小說將“意義”賦予外部世界的敘事方法始終是主觀意志和愿望的產物,是來自小說作者的思想。針對這種局限,盧卡奇指出,“《小說理論》是精神科學沒有超越其方法論局限的典型代表”[1]5。

  其次是盧卡奇對《小說理論》中黑格爾因素的反思。黑格爾曾指出,小說是關于現代資產階級的史詩。他在《美學》中對小說的論述篇幅不長,卻以辯證法的眼光看待小說的“形式”與外部客觀世界的內在聯系,指出小說中包含了現實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包含著對現實的史詩般的描述,只不過是在小說的敘事方式中祛除了詩歌式的行文和意境。在黑格爾看來,一旦“史詩世界”消失,人們將有兩種策略可供選擇:一是小說主人公屈從現實,二是反對現實的小說化。盧卡奇的思路是黑格爾的繼續,因而選擇了前者,盧卡奇明確談到,“《小說理論》是將黑格爾哲學的成果具體運用于美學問題的第一部精神科學著作”[1]5。盧卡奇繼承了黑格爾美學范疇“歷史性”的觀點,在變化中把握不變,進而把握本質的內在變化。然而這種把握是抽象的,脫離了真正的社會歷史現實,因而無法解決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中心難題,即小說扎根的社會總體是如何被揭示和呈現的。于是,盧卡奇將黑格爾哲學和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等人的生存哲學相結合,走向歷史—系統方法,轉而關注社會歷史現象。

  最后是盧卡奇對《小說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因素的反思。詹姆遜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中指出:“如果盧卡契變為共產黨人,恰恰是因為《小說理論》中所提出的那些敘事問題需要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來加以思考,直到得出它們合乎邏輯的結論?!盵5]實際上,《小說理論》在初版中并未提到馬克思主義,但早在1908年,盧卡奇在大學期間就在西美爾的指導下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盡管是通過西美爾的“棱鏡”,盧卡奇還是意識到了馬克思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偉大的辯證法家”,甚至在1914年至1915年間,盧卡奇仍然繼續大量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但是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當時卻沒有發揮建構性的作用。1918年,盧卡奇步入了他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階段。在《小說理論》1962年版的序言中,可以發現反思后的盧卡奇已經將馬克思主義因素作為一種建構性因素。尤其是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基本結論引起了盧卡奇的注意。馬克思說:“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盵6]馬克思用“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藥和子彈并存”的例子形象地揭示了文學藝術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因而現代小說必然與現代社會生活充滿張力。受此影響,盧卡奇也開始考察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在盧卡奇看來,社會本身是變化和演進的有機體,人與社會的對立已經不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而是歷史上不斷生成的對立。由此,馬克思主義因素在盧卡奇后續著作中的影響愈發深遠。

  不容置疑的是,青年盧卡奇的《小說理論》顯示了作者非凡的才華、扎實的知識背景和縝密的邏輯思維,它在盧卡奇一生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該書中的一些方法和觀點在盧卡奇后來的自我反思中被不斷摒棄,成為他思想變化和立場轉換的證明;而書中所提出的另一些哲學視角,如“總體性”“歷史性”“黑格爾的辯證法”“現實性”等則一直延伸到他后來的許多重要著述中。一言蔽之,《小說理論》中闡發的基本觀點還遺留了許多理論真空,正是在不斷的自我反思和路向選擇過程中,盧卡奇的思想才沿著特定的方向前進,并漸趨完備和成熟。

  三、《小說理論》與晚期思想的一致性

  《小說理論》是盧卡奇的前馬克思主義時期的著述,盧卡奇后來否定了早期思想中“帶有倫理氣息的悲觀主義”,同時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部過程?!盵7]1971年盧卡奇逝世后,人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大量尚不為人知的早期文稿,其中包括一些用匈牙利語寫作的論文,由此引發了關于盧卡奇早晚期思想關系的討論。有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早期的《小說理論》,還是《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思想都與后期《社會存在本體論》的思想相抵牾。與此相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盧卡奇晚年向早期思想回歸。那么,這種回歸到底是回到最初的新康德主義的立場,還是回到1918年以前《小說理論》中的黑格爾主義、抑或是回到《歷史和階級意識》中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呢?學者們的見解仍是大相徑庭。事實上,盡管盧卡奇一生的思想幾經轉變,晚年更出現了截然不同又并行存在的幾條研究路徑,但是,晚年盧卡奇始終沒有放棄《小說理論》提出的關于“歷史性”和“總體性”的哲學視角。從這一點來看,以《小說理論》為代表的早期思想與以《美學》為代表的晚年思想是存在一致性的。

  布達佩斯學派圍繞在晚年盧卡奇身邊,赫勒、費赫爾、馬爾庫什和瓦伊達等人在盧卡奇的教學和創作過程中積極參與,并與盧卡奇展開真誠的對話。如果說盧卡奇晚年仍存在兩種不相容的哲學思想,它就表現在《美學》與《社會存在本體論》中;布達佩斯學派否定了后者,認為“這本長達數千頁的巨著充滿了邏輯矛盾,充滿了關于同一個問題完全對立的構想,充滿了空洞的重復,論證過程中充滿了斷裂”[8]245。對于前者,他們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一部哲學上精心創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它體現了盧卡奇對《歷史和階級意識》的真正的自我批評”[8]245。在布達佩斯學派看來,盧卡奇晚年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經由美學建構了一種系統的倫理學。那么,通過“小說”呼喚“總體性”和“歷史性”,呼喚自我個體的生成是否貫徹盧卡奇思想的始終?

  自寫作《小說理論》起,盧卡奇就用“總體性”和“歷史性”的哲學視角來反思人類改造客觀世界的可能性結果和具體途徑。在盧卡奇看來,史詩與小說的對立實質上是史詩時代的理想社會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因此,《小說理論》表現出對封閉的、和諧的、有組織的傳統社會的留戀。盧卡奇稱其為“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論述偉大史詩文學形式的文章”,小說是偉大史詩的一種形式,是偉大史詩的客體化或對象化。史詩的主角是部落;小說的主角是個人,在小說中,主人公的生命歷程就是在不斷擺脫現實的束縛。小說能夠描繪社會歷史背景,形象地揭示出文化危機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而有邏輯地探索人類的發展前景和現代文明的出路,擺脫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物化”和“異化”狀態。盧卡奇使用了“浪漫的反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在極為廣闊的范圍內反對資本主義,涉及機器化大生產、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勞動分工、遠征和殖民統治、個人的人格分裂、大城市中的社會問題、鄉村社會結構與倫理精神的瓦解、理性的無限擴張等諸多方面。但是,隨著資本主義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批判的立場逐漸轉為懷舊的立場,從而生發出一種“悲劇”意識。面對一張無法穿透和不可抗拒的物化世界,盧卡奇一生都在探尋擺脫物化過程的實際道路。盧卡奇的《小說理論》提供了一種研究思路和視角,即有可能通過文化重新塑造人類生活的形式,無論是通過藝術表現力的審美活動,還是先鋒政黨指引無產階級意識的教育活動,都可以在文化的總體中整合為一種救世計劃?!缎≌f理論》帶有一種徹底的人道主義批判意識,試圖探尋一條人類最終走出西方文明危機的道路,即“誰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呢”[1]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恰恰給盧卡奇提供了這個“救世計劃”的基本宗旨。

  然而,在早期著作中,盧卡奇救世計劃的烏托邦取向還是十分明顯的。盧卡奇說,《小說理論》“是建立在非常天真、完全沒有根據的烏托邦基礎之上的:希望能從資本主義的崩潰中,從與這種崩潰相一致的、無生氣和敵視生命的經濟和社會集團的崩潰中產生出一種自然的、合乎人類尊嚴的生活”[1]11。毫無疑問,小說具備倫理意義,而人類最終的倫理目的就是烏托邦,也就是使人類生活過程與終極意義緊密結合在一起。小說中具體的敘事本身對一切烏托邦都具有檢驗功能,小說作者也試圖通過情節設計對烏托邦問題提供具體的展示,哲學家卻只能提供一種抽象的夢想和虛幻的愿望。在傳統社會或農業社會,甚至更為久遠的原始社會,各種藝術作品的原材料具有直接的意義,是一種世代重復的經驗。工業社會使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總體分化為無數碎片,從前的集體主體被個體主體所取代,小說也隨之轉變為偶然的敘事,歷史轉變為個人的歷史。馬爾庫什曾指出在盧卡奇的“《小說理論》中和諧共存了兩種烏托邦”[8]22,第一種烏托邦存在于歌德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指的是人類依據自身的價值目標,按照共同協作的精神來塑造客觀的社會結構;第二種烏托邦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作品中,指向那些超越全部社會形式和社會規定性的心靈交流,并形成消除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二元對立的“新世界”。這兩種烏托邦的共通性是它們都相信可以按照符合人性的方式來建構總體性的世界。在1962年的序言中,盧卡奇對《小說理論》中隱匿的烏托邦情結進行了自我反思,這代表了盧卡奇由形而上學世界觀向歷史總體性世界觀的轉變。盧卡奇此時已經認識到烏托邦的局限性,認為堅持否定和批判就會減少烏托邦的色彩,就能趨近真正的社會現實。因此,必須在批判的保留烏托邦的前提下發展小說的形式,甚至是全部藝術形式。赫勒曾說,“盧卡奇有一個可靠的守夜人:藝術本身”[8]245,從藝術出發能夠實現對社會歷史的更深層次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包含歷史性和總體性的,而小說恰恰是最通俗的藝術形式。盧卡奇也將小說這種文學形式視為歷史總體性的反映和表現,也就是說,利用小說的實踐特征與功能消除當代的各種異化形式,小說可以為現代社會創造出具體的總體性,并提供多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樣,《小說理論》就成為盧卡奇思想的真正“誕生地”。

  布達佩斯學派一致認為,小說是一種典型的文學體裁和藝術形式,它屬于美學學科,因而可以在哲學范疇中加以討論。盧卡奇作為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小說理論》并未限于探討文學體裁和形式,而是遠遠超越了文學的范疇。同時,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同于科學,它以形象的方式呈現客觀世界,并通過特殊的模仿或模擬成為現實世界的一種反映,在這種反映中包含著主動的、可選擇的價值內涵。因此,盧卡奇的《小說理論》實質上是提出了一個解釋并改變世界的主—客觀關系的模型。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盧卡奇各個時期的理論觀點絕不是一系列的自我矛盾,而是凝聚在“歷史性”和“總體性”周圍的漸進探索和不斷拓展,小說的敘事結構及其表現的現實關系始終是盧卡奇的認識論沉思。正如馬爾庫什所說:“1918年盧卡奇轉向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個斷裂,并不是他觀念演變中的一道非理性的鴻溝,而是試圖為這一刺激他整個早期發展的問題既尋找理論答案又尋找實際解決方案的一種嘗試?!盵8]31-32反之,如果用“斷裂”的方式來解讀就會忽略盧卡奇早晚期思想的內在聯系。由此,小說理論雖然從屬于文學理論,但如果不限于文學批評的視域,我們就會發現盧卡奇《小說理論》中所沉淀的是經由“總體性”和“歷史性”視角改變世界的哲學方法,那么,關于盧卡奇早晚期思想中的一致性就不再是難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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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孫建茵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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