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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話語分析:批評與進展
2021年03月04日 10:16 來源:《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作者:郭松 字號
2021年03月04日 10:16
來源:《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作者: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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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批評話語分析因其批判的視角和強烈的社會關懷備受學界關注,同時也飽受批評與責難。本文首先探討批評話語分析的核心思想“批評”,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界對批評話語分析的批評和批評話語分析學者的回應。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批評話語分析難免會存在一些問題與局限。然而,批評話語分析之所以能夠具有如今的影響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持有的開放性——能夠積極地去面對、回應這些批評。本文力圖對批評話語分析的最新進展進行梳理,探尋批評話語分析如何在質疑聲中發展完善。

  關 鍵 詞:批評話語分析;認知語言學;語料庫;積極話語分析;民族志學

  作者簡介:郭松,天津商業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話語分析、社會語言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大眾語篇中的篇際互文性研究”(項目編號:13CYY08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下稱CDA)作為批評語言學的延伸與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學術影響力日益增強。一大批重要學術成果相繼問世,相關學術期刊陸續創刊,成為引領學科發展的主陣地,如1990年創刊的《話語與社會》(Discourse and Society)、2002年創刊的《語言與政治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2004年創刊的《批評話語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等。CDA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引入我國,如今已形成一支穩定的研究隊伍。在經由初期的譯介述評階段后,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運用CDA的原則和方法探索話語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田海龍,2009:2)。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為學者研究中國特色話語提供了鮮活的素材和難得的機遇,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的關注。

  CDA與傳統話語分析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批評”(Fairclough,1992:12;Gee,2004:32),然而也正是因為這“批評”二字,讓CDA飽受批評和非議。這其中自然有學者們的認識論立場、學術傳統、學術背景不同的原因;同時,作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CDA正處于成長發展階段,難免會存在一些局限與不足。本文在分析CDA的批評思想的基礎上,探討學界對CDA的批評以及CDA學者的回應。最后,文章結合CDA的最新發展動向,勾勒CDA在質疑聲中發展完善的路徑。

  一、“批評”的含義與目的

  20世紀的語言研究發生過兩次重要的轉向:一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出現了“哲學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語言開始成為現代哲學研究的中心和切入點,語言工具論被本體論、存在論的語言論所取代;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話語轉向”(discursive turn),在后結構主義、建構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下,語言被視為理解人類自身與世界的重要資源。話語分析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方法。正是在“話語轉向”的背景下,CDA誕生了。

  雖然各門學科對于話語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總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語言學領域的解釋——話語是實際使用的語言;另一種是在社會學理論與分析中所普遍采用的觀點——話語是在知識的組織和傳播中歷史性地形成的社會建構。而CDA則試圖打破二者的隔閡,將微觀的語言分析與宏觀的社會結構分析結合起來,揭示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之間的關系。

  CDA的批評視角可以追溯至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社會批判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對現實進行批判,以控制和壓迫為主題,以人的自由解放為目標(陳振明,1990:112)。社會批判理論尤其側重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認為如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通過意識形態功能來實現壓迫。同樣,意識形態批判在CDA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CDA研究者看來,話語并非透明、中立的傳播媒介,而是充滿著意識形態意義。意識形態“在建立、維持和改變社會權力關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Fairclough,2003:9)。因此,對CDA研究者而言,“批評”首先意味著揭示話語背后的意識形態和隱藏的權力關系。

  如同社會批判理論家旨在“改變現實苦難的條件和加速未來公正社會的實現”(陳振明,1990:109),CDA倡導者認為批評不應僅僅滿足于對社會實踐的分析,其最終目的在于介入或改變社會實踐。CDA的代表人物之一Fowler認為CDA的目的與批評社會學相似:CDA的批評旨在改變甚至消除導致錯誤意識或者歪曲意識的條件,使先前隱藏的因素顯現出來,進而開啟個人或群體的自我反思過程,從過去的制約中解放出來(Connerton,1976:20)。從這層意義上來說,CDA也是一種以社會問題為導向的社會運動,其宗旨在于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解放。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認識主體與客體是不可分的,沒有純粹客觀的客體,人的意識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規定著客體(陳振明,1990:109)。對于批判理論研究者而言,那些聲稱政治上中立的研究其實已經包含了研究者關于社會本質的看法(往往是隱含的),而這些研究有助于強化現有意識形態并維持社會現狀(Hammersley,1997:239)。鑒于此,CDA學者在研究中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公開聲稱研究的出發點是幫助弱勢群體,改變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秩序。如Fairclough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和研究者的政治責任可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CDA并非“毫無激情而純客觀的”社會科學,CDA學者都是帶著激情和強烈的責任感投入工作的(Fairclough,1995a:259)??傊?,CDA關注的焦點是社會問題,而進行話語分析是實現目的的手段。

  CDA的“批評”的另一種解釋是它試圖描寫和闡釋語言形式和功能之間的關系(Rogers,2004:4)。傳統語言學強調符號的“任意性”,認為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存在理性的基礎,而CDA認為符號具有社會意義上的動機,能指與所指的關系存在社會和認知基礎(李素玲,2004:24)。在吸收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礎上,CDA認為語言使用者在不同的語言形式之間進行選擇,而這些選擇總會有意無意受到一些原則的支配,因此不同的選擇傳達著不同的意義。CDA認為長期以來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分析對文本重視不足,忽視了話語的語言學分析,因此提倡基于文本的話語分析。畢竟,形式與意義不可剝離,意義需要依靠形式來實現,形式也是意義的一部分。

  二、批評與回應

  自現代語言學產生以來,語言學家一直致力于將語言學打造成標準的實證科學,強調語言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因此,當CDA學者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時,不少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這不符合學術準則,違反了科學研究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對CDA提出嚴厲批評的Widdowson在不同場合指出:CDA所作的不是對話語的分析,而是以批判的態度對話語進行有偏見的闡釋。由于秉持特定的立場,CDA分析者往往根據自己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來選擇需要分析的文本特征,與此同時卻忽視了其他同樣重要、但是不符合其闡釋框架的特征,這種基于一定立場的有選擇的分析損害了CDA研究的有效性。對于研究客觀性的質疑,Fairclough(2003:15)指出,不受研究者主體性影響的、客觀的文本分析是不存在的。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視角在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辛斌(2004:65)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指出,科學研究是人來完成的,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觀點、視角、經歷和意識形態。因此,任何理解與闡釋都不是客觀的,不可能不帶有“偏見”。但是,偏見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錯誤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礎。需要指出的是,CDA認為任何話語都基于一定的意識形態,不存在不偏不倚的話語,這就意味著CDA的闡釋也不會例外。因此,CDA的解釋不是終極性的,而是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一個視角,與其他視角相互補充。

  CDA面對的最大質疑是其研究方法。因為研究的跨學科性,CDA吸收了眾多不同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語言學、語用學、文體學、社會符號學、修辭學等。但總體上,CDA似乎采用的是拿來主義,并沒有在理論上形成一種連貫的、系統的模式。Widdowson(2004)指出,CDA只是臨時拼湊一些能夠達到自己分析目的的概念和方法。與其說CDA是一個分析框架,倒不如說是一個項目清單,分析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使用。另外,CDA沒有說明話語的形式特征和話語的闡釋之間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人們往往會感到疑惑,為什么有些特征在一些文本里被關注,但是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卻被忽視?如果沒有一個連貫的分析模式,CDA就變成了一種任意的行為,分析是碎片式的、示例性的(Fowler,1996:8)。概括起來,這些學者的意見是科學研究必須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予以支持,如果CDA想證明其闡釋的合理性就必須遵循一套可重復、可驗證的方法。針對分析模式的批評,Chouliaraki和Fairclough(1999:17)回應道,CDA是對其他理論的動態綜合,理論和方法相互促進和發展。如果追求穩定的方法,盡管這在教學上具有優勢,但勢必會削弱CDA的闡釋力,阻礙CDA的進一步發展。針對在分析文本特征時帶有選擇性的問題,Fairclough(2003:14)認為,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都帶有特定的研究問題。這些研究問題會引導研究者將注意力放在文本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van Dijk(2001:98~99)則指出,由于存在眾多的話語單位、話語特征、話語結構及話語策略等,進行“徹底”的話語分析是不現實的。哪怕對一個短小的文本進行完整的分析也可能耗時幾個月,占用幾百頁的篇幅。因此,CDA研究者的分析必須要有選擇性,只需關注那些和社會事件相關的話語結構。

  學者對CDA的另一個批評是CDA忽視了讀者的真實反應和話語的語用意義。分析者傾向于用自己的解讀去代替讀者的闡釋,但分析者并不處于目標讀者的語境之中,因此二者的解讀必然存在差異。另外,CDA從先入為主的立場出發去剖析話語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意義,存在“過度闡釋”的嫌疑。英國著名文化學者Hall(1980)認為,大眾對媒體文化產品的解讀有三種情況:優先式解讀(preferred reading)、妥協式解讀(negotiated reading)和對抗式解讀(oppositional reading)。CDA學者與大眾往往處于不同的解讀位置,前者為了“批評”的目的傾向于采取不合作的對抗式解讀,而后者旨在獲取信息,通常會采用合作的優先式解讀。因此,Widdowson(1995:512)認為CDA研究者將話語分析得支離破碎是不公平的,因為讀者往往會采取合作的態度,而不會如此吹毛求疵地去解讀話語。CDA面對的質疑還有Widdowson提出的“功能謬誤”(functional fallacy)問題,即把語言意義等同于語用意義,認為語言意義會被原封不動地傳達給讀者??傊?,CDA忽視了讀者的主觀能動性,采取了語言決定論的立場,在文本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簡單的、一對一的關系。對于分析者代替讀者的問題,許力生(2013:138)認為,分析者其實也意識到了局外人與局內人的視角差異,但很多時候用分析者去替代讀者是最簡單、最便利的方法,同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盡管其他學者提出過一些解決方法,但還不成熟,不具備可操作性。

  CDA不僅研究話語、文本本身,而且重視結合社會結構等來尋找解釋話語的原因。因此,長期以來CDA一直以定性研究為主。但是,這種定性研究方法卻因其語料的局限性而招致學者的詬病。Stubbs(1997:106)認為CDA研究中的分析材料十分有限,幾乎沒有討論過篩選語料的標準以及局限于短小語料片段的分析是否充足有效。Widdowson和Stubbs建議CDA采用語料庫的方法來彌補上述缺陷,以增加分析的廣度。

  Blommaert(2005:34)認為CDA存在語言學偏見,過分依賴于系統功能語言學,而忽視了其他相關語言學理論。誠然,在CDA的早期階段尤其是“批評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階段,系統功能語言學處于主導地位。但是,如前所述,在CDA的發展過程中,CDA學者不斷吸收眾多不同語言學流派的理論和方法,發展出不同的研究范式。系統功能語言學不過是CDA采用的一種語言學分析方法和工具而已(田海龍,2016:3~4)。在學者們對CDA兼容并蓄的研究方法表示肯定的同時,也有學者指出CDA總體上沒有對人類思維給予足夠的重視,沒有利用認知科學和心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來支持或驗證其闡釋(Chilton,2005:21)。話語由人來生產并進行解讀,因此話語的建構性首先只能發生在人的心智之中。話語通過改變人的認知作用于社會,認知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有利于人們更清楚地了解話語、認知和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從而更好地了解話語的本質。

  對于CDA的批評還有CDA過于關注宏觀的社會語境(如社會結構與社會權力關系),而相對忽視了微觀的直接語境,缺乏對微觀語境系統細致的描寫(Widdowson,1998;Verschueren,2001);過于關注社會的陰暗面,而忽視了社會和諧的一面(Luke,2002;Martin,2004)等。

  在上述批評意見中,有些是因為學者所持的認識論立場不同,如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論;有些牽涉到CDA的研究特點,如跨學科性;有些則是人文學科所普遍面臨的共性問題,如分析者的主觀性、讀者的解讀等。對于這部分批評意見,CDA學者們立足于CDA的實際進行了辯護。而其他的大部分批評意見則暴露出CDA在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得到了CDA研究者的積極回應。比如針對語料代表性與結論普適性的問題,Fairclough(2003:6)指出,盡管他所作的文本分析屬于定性分析,但是這種定性分析可以很好地由語料庫提供的定量分析進行補充。Wodak(2006:179)則充分肯定了認知研究在CDA研究中的重要性。她指出,將認知作為連接話語與社會的中介體納入研究之中,會讓CDA研究受益良多。下文將結合前述批評意見,從四個方面來闡述CDA如何積極吸收相關批評意見的合理內核,推動自身不斷完善和發展。

  三、CDA的新進展

  1.語料庫與CDA的結合

  隨著語料庫技術的發展,語料庫手段被越來越多地應用在語言研究的各個領域,這其中就包括CDA,常用的分析手段包括詞頻、索引、搭配、關鍵詞、分布等。語料庫因包含大量真實的文本而彌補了CDA在研究廣度上的不足,其基于量化數據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減少研究者在選擇分析材料時的隨意性和闡釋文本時的片面性,從而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CDA主要代表人物Fairclough(1995b)在研究一部關于貧困問題的紀錄片時指出,窮人總是作為受事而非施事出現在文本中,這突顯了窮人的被動性。在分析“The poor people flock to the city”(窮人涌向城市)這個句子時,Fairclough認為盡管“窮人”在這句話中作為“行為者”(actor)出現,但是“flock”這個詞通常用來形容羊,而羊又是一種典型的溫順動物,因此同樣表現了窮人的被動性。但是Widdowson(2004:109)通過檢索英國國家語料庫發現,用作動詞的“flock”總是與人聯系在一起,而且并不表達消極被動的含義。

  在研究英國媒體關于難民的新聞報道中,Baker等(2008)提出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基于語料庫的批評話語分析框架,共九個步驟:(1)對研究課題進行社會文化語境分析;(2)確定研究問題和語料庫建庫步驟;(3)利用語料庫技術進行詞頻、詞叢、分布等方面的統計;(4)對小規模的代表性語料進行定性分析;(5)提出新的假設或研究問題;(6)針對新的假設進行進一步的語料庫量化分析;(7)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互文性或互話語性;(8)新的假設;(9)進一步的語料庫分析。該分析框架較為全面,將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二者相互促進提升。從中也可看出,利用語料庫技術進行CDA研究,并不意味著用機器的運算去代替人的思考。事實上,研究的每一步都需要研究者的判斷和解讀。

  總體而言,CDA與語料庫具有較大的互補性,二者可以相互促進。一方面,CDA的定性分析可以充實、深化語料庫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語料庫技術的使用可以使CDA研究更具概括性,并有助于減少研究者在闡釋過程中的片面性。盡管語料庫在CDA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其局限性。語料庫雖然能夠快速方便地提供語言使用的例證,卻無法提供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信息,因此文本的解讀有待于研究者的積極介入。離開了研究者的闡釋,語料庫提供的量化信息將變得毫無意義。

  2.認知語言學與CDA的結合

  為了更好地了解話語背后的認知結構、揭示認知在調節話語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學者們將認知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CDA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以批評隱喻研究最為突出。

  自Lakoff和Johnson提出概念隱喻理論以來,人們普遍認識到隱喻并不只是一種語言現象和修辭手段,更是一種基本思維方式。根據概念隱喻理論,隱喻是幫助人類認識和思考世界的重要工具,不同的隱喻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于世界的感知和解釋。由于隱喻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特定的認知框架,因而也被視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相同的經驗可以通過不同的隱喻來表征,而隱喻的選擇則具有意識形態意義。

  隱喻的本質是從始源域向目標域的跨域映射,但這種映射是有選擇性的。在映射的過程中,一些因素被突顯,而另一些因素則被隱藏。如“商場即戰場”的隱喻突出了商業活動的競爭性與殘酷性,但同時也忽視了商業活動中的合作性。至于哪些因素需要被突顯,哪些因素需要被隱藏,人們會根據自己的交際目的、價值觀、立場等進行選擇。此外,在映射的過程中,說話者對于始源域的態度和評價也會隨之投射到目標域上,因此隱喻成為重要的隱性評價手段。Koller(2004)指出,商務話語中的戰爭隱喻、體育隱喻、進化競爭隱喻等將商務領域完全建構成一個男性的場域,女性只是在其中扮演輔助性、邊緣性的角色,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社會領域的性別歧視。

  盡管批評隱喻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認知語言學與CDA的融合并不只局限于隱喻研究。Hart(2010)綜合利用隱喻、心理空間、框架、力量動態、發展心理學等理論考察了移民話語,將認知與CDA進行了更加全面的結合。之后,Hart(2015)又在Croft和Cruse(2004)關于識解操作研究的基礎上,將識解操作與CDA所關注的話語策略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個更為連貫的分析框架,如下頁表l所示。識解操作包括四個基本的認知系統——格式塔、比較、注意和視角,而話語策略的實現有賴于這些認知系統的運作。

  認知語言學取向的CDA將考察對象從語言層面擴展到認知層面,在進一步豐富CDA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同時,有助于明晰其分析過程,提高闡釋力。

  

  3.民族志學與CDA的結合

  CDA對語境分析的強調充分說明了結合民族志學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另外,民族志學提供的“局內人”視角,可以有效地補充、印證或者修正分析者作為“局外人”的闡釋。近年來,在CDA與民族志學的結合方面出現了顯著的進展,二者的結合可以更好地滿足在日益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話語研究的需要(,2011:231)。

  Widdowson(1996)認為CDA學者依靠內省來闡釋文本,而不是分析讀者的真實想法。因此,他建議可以通過測試讀者對原文本和改編文本的反應來探究讀者的解讀在多大程度上和分析者保持一致。McFarcland(2006)采用了Widdowson的建議,他通過向24位母親發放問卷的方式來考察Fairclough(1992)有關《嬰兒讀本》的闡釋。結果顯示,盡管Fairclough關于文本中存在著不同聲音的論述得到了印證,但是讀者對文本的反應和Fairclough的闡釋在某些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

  van Leeuwen(2005:13)以媒體話語研究為例,指出了(批評)話語分析與民族志學結合的重要性。他認為,新聞文本只是社會實踐的一部分,要想更清楚地了解媒體話語的運作,采用民族志學的方法研究新聞文本的生產與接受過程十分重要。這一思想在Barkho(2011)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Barkho分析了內部工作指南在英國廣播公司和半島電視臺的中東沖突報道中的作用。通過使用民族志學的方法,如訪談、觀察等,Barkho揭示了新聞機構如何通過利用內部工作指南這一形式來行使機構權力、傳播意識形態和表達立場。研究表明,在西方國家,新聞報道從來就不是記者個人的自由創作和自由意志的表達,而是受制于新聞制作的一系列流程。Barko對新聞報道制作語境的考察表明了民族志學方法在CDA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總之,將民族志學引入CDA研究具有如下意義:(1)CDA關注社會現實問題,而民族志學的田野調查法有助于研究者選擇研究議題并收集數據;(2)民族志學方法能夠提供文本之外豐富的語境信息,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看待研究議題,從而使研究結果更可信。

  4.積極話語分析

  由于CDA學者所持的左翼政治立場,CDA一直致力于揭露話語背后隱含的權力濫用和不平等關系。在這個理論框架中,人們被劃分為兩個群體——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操控與被操控的關系。CDA的這一理論出發點被指過于關注社會的陰暗面,因此有學者提出積極話語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下稱PDA),主張關注世界美好的一面。PDA由悉尼大學的Martin于1999年在英國伯明翰召開的CDA國際研討會上首次提出。他認為CDA研究從本質上講是解構的、消極的,如果研究只是止步于揭露和批判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他主張話語分析應該采取積極的、建構的方式,從而有利于建設一個和諧的、寬松的人類社會(朱永生,2006:38)。

  Martin(2004)探討了兩位澳大利亞總理對土著兒童事件的回應,很好地揭示了CDA和PDA的區別。對于這一嚴重違反人權的歷史事件,澳大利亞的兩位前總理作出了迥異的回應。前總理Keating在1992年“澳大利亞世界土著人國際年”發起大會上的發言中正式道歉,而另一位前總理Howard則只愿意以個人的名義,而不是以政府的名義進行道歉,并進行了辯解。Martin認為,按照CDA的研究傳統,學者會將目光放在Howard的演說上,進行揭露和批判,而不會關注Keating的致歉;而PDA研究的關注點恰恰在于后者,關注那些提倡和解與團結的話語。

  盡管Martin將PDA作為CDA的對立面而提出,但對于許多CDA學者(Chilton & Wodak,2005;Flowerdew,2013;田海龍,2016)而言,二者并無本質的不同。相反,前者可以被視作后者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認為“批評”的本質是揭露事物之間的關聯性,因此批評是中性的概念,既包括積極與消極,也包括建構與解構。雖然PDA沒有提出有別于CDA的理論框架與分析方法,但是卻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CDA有關非霸權話語、非主流話語的研究。

  CDA將語言學的話語理論與社會學的話語理論結合起來,視話語為知識建構的手段和社會實踐的形式,進而探索話語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關系。這種研究路徑改變了傳統語言研究所體現的空洞的形式主義,在豐富話語分析內涵的同時拓寬了分析的范圍。與此同時,CDA也因為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和研究方法等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評與質疑。本文對這些批評與質疑進行了梳理,并探討了CDA的最新發展動向。

  當代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學科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呈現出更多的流動性和滲透性。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生“話語轉向”后,話語分析早已不是語言學家的專利,而是滲透到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跨學科、多學科、甚至是超學科研究。在這種背景下,CDA要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與相關學科建立暢通的對話機制是當務之急。另外,CDA產生于西方發達國家,研究重點主要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移民問題等,這與西方國家的社會現實是分不開的。鑒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與國情,CDA現有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模式不一定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因此,CDA研究的本土化是我國學者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勢必會引入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帶來新的研究機遇,從而進一步推動CDA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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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郭松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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