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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宋明以來集錄碑傳的史學傳統
2021年03月08日 10:39 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作者:吳航 字號
2021年03月08日 10:39
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作者:吳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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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宋明以來,集錄碑傳而成為專書,不僅是學者們的自覺行為,也是一種優良的學術傳統。這種學術工作,始于宋代杜大硅《名臣碑傳琬琰集》。明代以降,又有焦竑《獻征錄》等。清至近代,集錄碑傳呈現出一種新態勢。清人碑傳之集,有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閔爾昌《碑傳集補》、汪兆鏞《碑傳集三編》以及錢仲聯《廣清碑傳集》等五部專書。而民國碑傳集,國史館有纂輯《民國碑傳集》之舉,卞孝萱、唐文權新編《辛亥人物碑傳集》與《民國人物碑傳集》。私家另有朱希祖《南明人碑傳集》,而方樹梅《滇南碑傳集》與《續集》乃區域性碑傳集。這類史料文獻集是中國史學撰述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度闡發其編纂旨趣、體例調整與創新及史學價值,繼承發揚集錄碑傳的史學傳統,對于當前的史學研究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關鍵詞:集錄碑傳/著錄旨趣/史學傳統/史學價值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8BZS009);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引進與培育計劃項目(gxyqZD2019032)

 

  作者簡介:吳航,淮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明清史、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安徽 淮北 235000)。

  

  “正史”以外,私家撰述中的碑(如墓表、墓志銘、神道碑等)、傳(哀啟、行狀、家傳、傳略等),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是中國史學撰述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集錄碑、傳為一書,始于宋代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明代以降,又有焦竑編《國朝獻征錄》,徐纮、王元編《皇明名臣琬琰錄》《續錄》。清至近代,則有錢儀吉編《碑傳集》、繆荃孫編《續碑傳集》、閔爾昌編《碑傳集補》、汪兆鏞編《碑傳集三編》。金毓黻說:“裒錄碑傳以為一編,莫先于宋杜大珪之《名臣碑傳琬琰集》。元人蘇天爵繼之以作《名臣事略》。明人焦竑之《獻征錄》,亦其倫類。清代則裒錄亦多。嘉定錢氏經始于前,江陰繆氏嗣響于后,以成正、續《碑傳集》。李氏《耆獻類征》,亦用此體。近人閔爾昌又輯《碑傳集補》。皆以清代為斷。聞番禺汪兆鏞亦續《碑傳集》,未及付梓。閔氏輯《碑傳征遺》,存稿待刊。又儀征阮氏曾纂《清碑版錄》,未聞行世,殆見繆《集》而輟。若斯之類,蓋更仆而難數也?!雹偈聦嵣?宋明以來,集錄碑傳為專書者,概不止此。進入民國,國史館有纂輯《民國碑傳集》之舉,惜未成書;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研究,曾輯《南明人碑傳集》一卷,事屬草創;滇人方樹梅輯成《滇南碑傳集》與《續滇南碑傳集》兩書,乃區域性碑傳集。新中國時期,錢仲聯輯成《廣清碑傳集》,卞孝萱、唐文權編輯《辛亥人物碑傳集》與《民國人物碑傳集》。歷經五百余年,集錄碑傳事業遞相祖述,屢有纂輯,使得這類著述蔚然成一系列,成為我國史學園地中的一朵朵奇葩。

  可以說,自宋明以來,集錄碑傳已成為我國史學的一種學術傳統。已故中國史學史專家羅炳良教授云:“在中國史學史上,搜集碑傳資料與利用碑版證史的傳統由來已久。然而史家形成自覺的史學意識,使之成為連續不斷的史學活動,則是從南宋史家杜大硅編纂《名臣碑傳琬琰錄》肇端?!雹诙讐垡拖壬缰赋?“就過去某些史學著作跟原始史料的關系來說,他們有的是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作出了有系統有體系的歷史著作……我們不應該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簡單地看作史料,而應該看作值得研究的觀點或意見?!雹鬯?我們不能僅僅將它們視為史料,更要從史學撰述的角度加以審視。同時,對這種史學現象或史學著述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是我們繼承我國史學遺產,推進史學研究的一種方式方法。

  一、集錄碑傳的條件

  集錄碑傳是一件歷時長久、十分艱辛的基礎工作。一般來說,碑傳集的搜集整理者,或是史官曾經參與史館工作,或從事史學撰述的學者,抑或近現代的文史專家,本身大都“是有名的學者,交游很廣,向人征求碑傳,有靳而不予者”④;直至成書,歷時較長,經常是“數十年如一日,慘淡經營,殊非易事”⑤,耗費了整理者的大量精力、智力、物力、財力等。如錢儀吉纂輯《碑傳集》,從清道光三年(1823)開始,到光緒三十年(1850)過世之前,用了將近三十年的功夫,才完成草稿;后經諸可寶校訂,交由浙江布政使黃彭年刊刻行世??娷鯇O再輯《續碑傳集》,則從光緒七年(1881)開始,至宣統二年(1910)完成,前后歷時三十年最終成書。閔爾昌拾遺補綴,作《碑傳集補》,編纂時間長達十年,“時作時輟,遂將十年”⑥,直至民國十二年(1923)刊印。還須家人、學生等作為助手,或提供佐助。錢儀吉外孫沈善登追述《碑傳集》編纂過程,云:“方事之殷,四出借書,不得,則命駕廠肆,捆載滿收,至無容膝地,則跨轅而歸,眾手分抄,伯舅助翻檢,克日還之,易所未見,以為長。而先母所寫最速且多,公賜詩有‘兼旬為寫百篇書’,即此事也?!雹弑逍⑤?、唐文權共同編輯《民國人物碑傳集》,卞“妻段子宜女士、文權夫人洪寶珠女士以及南京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幾位研究生用簡化字抄寫”⑧。

  當然,還需要滿足其他一些主客觀條件,如前人所撰碑傳已有一定量的積累;政治環境的寬松與學術傳統的慣性;學者個體的較高認知和學術追求,即樂意從事這樣的事業。

  集錄碑傳首要的條件之一,就是須有大量的碑傳存世。只有大量碑、傳存在之前提,才有集錄成書之可能。那么,碑、傳何時出現呢?顧炎武說:“列傳之名,始于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庇终f:“自宋以后,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雹嵋簿褪钦f,沒有作史之職、作史之權的人,即不具備為人立傳之資格,于是就變相采用寫作碑、志、狀等方式,以記載人物的生平事跡。章學誠對顧炎武的說法予以反駁,認為自古文無定體,經史不分,像《春秋》三傳與大小戴《禮記》,或“依經起義”,或“附經而行”,“至于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于后世,茍無傷于義理,從眾可也?!笫缹iT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于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庇终f:“夫后世文字,于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雹?/font>

  相關研究認為,傳之產生先于碑,“碑傳之始,匪特記人。專以記人,則傳先于碑?!妒辣尽分幸延袀??!稘h書·藝文志》有《高祖傳》《孝文傳》?!妒酚洝げ牧袀鳌芬?、叔齊古傳,皆在司馬遷七十列傳之前。是傳之作,起于先秦,碑則漢始有之。今漢碑傳世尚多,蔡邕猶擅斯作,其《集》可征”(11)。四庫館臣則稱:“墓碑最盛于東漢,別傳則盛于漢魏之間。張晏注《史記》,據墓碑知伏生名勝。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昭靈夫人姓溫。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多引別傳?!?12)據清人趙翼爬梳,裴松之注《三國志》征引私傳,若《曹瞞傳》《鄭玄別傳》《荀或別傳》《禰衡傳》《荀氏家傳》《邴原別傳》《程曉別傳》《王弼傳》《孫資別傳》《曹志別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何氏家傳》《裴氏家記》《劉虞別傳》《任昭別傳》《鐘會母傳》《虞翻列傳》《趙云別傳》《費祎別傳》《華佗別傳》《管輅別傳》《諸葛恪別傳》,以及何劭作《王弼傳》、會稽《邵氏家傳》、陸機作《顧譚傳》、陸機作《陸遜銘》、《機云別傳》等(13),不下三十種,可見其數量之巨大。

  隨著時代的演進,尤其是六朝以后,碑傳文大量產生,“沿及六朝,文體加縟,定謚有誄,表墓有志,策哀有詞,起自朝廷,被于閭巷。唐有天下,昌黎韓愈,以文章雄視百代,鴻篇巨制,多出其手,碑傳之作,于斯為盛。歷宋元明清,其流愈衍,其制愈奓,私家而僭史官之權,及身而制薶幽之石,至于今日,幾于人各一碑,家各一傳”(14)。且隋唐以后,文人學士競相替人撰寫碑志、別傳,相沿成為新的社會風尚。所以,當社會上存在大量的碑傳文獻,集錄碑傳成為專書才有可能。

  其次,集錄碑傳可能受到學術發展的影響,或受到史學活動的刺激。兩宋之際,杜大硅輯成《名臣碑傳琬琰集》,不是偶然的,可能受到了金石學研究的影響?!八未郧暗臍v代學者盡管也有人著錄、記載和研究金石文字,但都是一鱗半爪,不成體系。兩宋時期的學者不但廣泛收集金石碑刻,而且撰寫了不少專門研究著作,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創立了金石學。宋人開創了以金石與文獻互證的考據方法,在中國歷史考證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正是在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中,杜大硅才能把這些零散的撰述加以匯總,升華出自覺的歷史編纂意識,匯集成《名臣碑傳琬琰集》”(15)。

  焦竑編纂《獻征錄》,正值晚明當代史撰述由勃興到繁榮的過渡期。萬歷年間,焦竑充任本朝紀傳體國史纂修官,利用修史余暇私纂《獻征錄》,“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征錄》百二十卷。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16)。似亦可理解為焦竑當時已有私修國史的準備,及修史中輟,辭官歸里,“若而年不忘其初,凡所睹聞,僉命掌記,時為纘輯”(17),最終輯成《獻征錄》。

  方樹梅纂輯《滇南碑傳集》《續集》,則緣于他致力于鄉邦文獻的搜集和整理。方氏早年撰著《晉寧鄉土志》《晉寧州志》,編輯《滇文叢錄》《滇詩叢錄》《滇詞叢錄》;撰著《師荔扉年譜》《楊文襄年譜》《錢南園先生年譜》;選印《滇南書畫錄》,并撰小傳;與云南當地文化名人趙藩、陳榮昌、秦光玉、袁嘉谷、趙式銘等編纂《云南叢書》《云南通志》。在這些學術活動中,他見錢、繆、閔三家碑傳集“于滇南人物,所收寥寥”,“欲思博訪吾滇碑傳,都為一集”;為此“出游南北十余省,搜訪文獻,關于滇南碑傳所獲尤夥”(18)。最終將漢至元滇南人物編為《古滇人物考》,明清兩代人物編為《滇南碑傳集》、民國至解放初人物編為《續集》。

  二、集錄碑傳的史學旨趣

  學者著述或輯成專書者,率多受到時勢激發而有為之作。也就是說,這類著作的編纂,大都是在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宋明以來,碑傳集類著述的編纂者,同樣具有強烈的經世目的。正所謂“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19)。只不過我們以往考察這類著述的成書過程,不甚關注這一方面。如果我們對這類著述進行綜合考察和縱向比較,即可注意貫穿于其中的治學旨趣。

  集錄碑傳主要出于征文考獻的根本目的,即為了實際利用而輯成專書。杜大珪“顧石本不盡拓摹,文集又皆散見,互考為難”(20),于是輯為《名臣碑傳琬琰集》107卷,分作三集,上集27卷(神道碑),中集55卷(志銘、行狀),下集25卷(別傳,采自宋人文集,間采于實錄、國史),起于北宋太祖建隆、乾德年間,止于南宋高宗建炎、紹興年間。

  《獻征錄》之輯,四庫館臣據書“前有自序,謂明代諸帝有《實錄》,而諸臣之事不詳,因撰此書”。又說:“蓋宋人《實錄》之體,凡書諸臣之卒,必附列本傳,以紀其始末。而明代《實錄》則廢此例。故竑補修之?!?21)焦竑友人顧起元說,焦氏處境正像唐劉知幾當年一樣的境遇,“身為史官,以作非一人,詒書僚長,徒抱汗青無日之嘆”,退出史局以后,“猶思儲一代之史材,以信今傳后”。(22)這一說法似更符合事實??冀垢f特別關注本朝紀傳體國史,屢稱“古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時事”,認為當代史編纂的意義,正在于“作者代興,勝劣互異,然莫不鉤深故府,囊括辭林,一代興衰,賴以考見。儻謂遷、固亡而無史學,不亦謬乎!”(23)故《獻征錄》120卷,涉及800余人,考“獻征”之義,就是“征文考獻”,全書時間上跨越元末明初至萬歷末年(24),采集傳記、墓志銘、行狀、神道碑銘等。且內容豐富,人物眾多,堪稱明代歷史文獻編纂的大成。四庫館臣稱許道:“自洪武迄于嘉靖,蒐采極博”,“自王侯將相及士庶人、方外緇黃、僮仆、妾伎,無不備載,人各為傳?!?25)

  至于五部清人碑傳之集,亦無不立足于征文考獻之目的。錢儀吉鑒于清朝自天命以來的歷史人物載諸本朝紀傳體國史,藏于金匱石室,外人沒由得見,他雖然參與《清會典》的修纂,“幸獲展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于是“采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雜傳,得若干篇”(26),輯成《碑傳集》一書,收集清初至嘉慶年間2000余人的碑傳??娷鯇O鑒于“至嘉慶朝為止,迄今又九十年,中興偉績,賢才薈萃,長篇短牘,記載較多”(27),繼起輯為《續碑傳集》,收錄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1100余人物的碑傳。閔爾昌《碑傳集補》則補錄錢、繆二書所無的810余人的碑傳,以清代人物為主,兼收民國人物,作為二書的補充。汪兆鏞《碑傳集三編》試圖在繆書之外,另起爐灶,別為“錢、繆兩書之續”,搜集清末400余人的碑傳。通計以上四書,共收錄4000余人的碑傳,且取材廣泛,有行述、行狀、墓志銘、墓志、墓表等多種材料,有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是研究清代歷史的大型文獻匯編。

  然而以上四種碑傳集之編者,受其時代之局限或階級之偏見,難免存在有意排斥或各種失收漏收的現象:

  重要人物如名儒黃宗炎、顧祖禹、顏元、毛奇齡,史學家全祖望,古文家魯九皋,詩人屈大均、謝啟昆、丘逢甲,書法家王文治、鄧石如,畫家陳洪綬,俱未收入。已收入人物之重要或最重要傳記往往失收,如于錢謙益,未收顧苓所撰《東澗遺老錢公別傳》;朱彝尊,未收其孫桂孫、稻孫合撰之《祖考竹垞府君行述》,而二文皆詳確之長篇。至于清初大量遺民碑傳,失收者更為指不勝屈。四種碑傳集之編者俱為封建時代之士大夫,觀點陳舊,已收之忠節、列女各類中,多不必收或不應收者,而有關于說部、戲曲、藝人等傳記,則未網羅在內。且有為清廷所黜,或視為叛逆而不收者,如年羹堯、劉鶚、周榖;罹文字獄而不收者,如戴名世、查嗣庭等。清初江南、兩浙之抗清志士,所收亦失之于稀少,全祖望《鮚埼亭集》于此類碑傳收集甚夥,而幾全被疏漏。至于農民起義軍,如太平天國領袖,臺灣農民軍首領林爽文,均遭排斥在外。(28)

  故錢仲聯編輯《廣清碑傳集》,重點在“廣”字上下功夫,試圖突破前四書的收錄局限,如“清初明遺民,錢、繆諸人往往未見后來發現之珍貴材料,因而收輯不廣。本書于此突出重點,研究清初史料或圖編纂完善之明遺民錄,不難取資于此。近代文集,于余私人收藏者外,復加勤搜,所得頗多難見之作,因而亦是本書之重點。其他宗教、藝術、百工等碑傳,凡四種碑傳集所疏略者,本書亦提供一定之篇章”?!翱傊?必須有征文考獻價值者始行入集”。(29)該書收錄人物1100余人,碑傳1200余篇,基本彌補了前四書的缺漏和不足。

  他如方樹梅編《滇南碑傳集》《續集》,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等,基本相似。就此而論,集錄碑傳為專書者,其根本旨趣在于“征文考獻”,也就是曾國藩所謂的“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跡”(30)。

  當然,我們審視集錄碑傳的旨趣,不能僅停留在“征文考獻”這一層面,還應向前推進一步,即關注士大夫著述強調經世致用的旨趣。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們出于其階級屬性和立場,尤其是宋明以后史學受到理學的深刻影響,特別強調維護綱常名教,維持和反映當代統治秩序,注重發揮傳統史學的教化功能。

  焦竑治學強調經世,說:“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于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31)所以,他在參修本朝國史無成的情況下,轉而輯成《獻征錄》,以期歷考本朝歷史得失,為本朝政治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屬于“考古以合變”的經世作為。故其友稱《獻征錄》,“所謂國體民瘼、世務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與、文武將吏行事之實,庶幾無缺,后王法之,群工尊之,則太平之略也”(32),“至于折衷是非,綜校名實,闕疑而傳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先生于此實有獨鑒,異乎徒事網羅,靡所澄汰,愛奇好異,或濫情實者矣”。(33)如設置類目,將孝子、義人等置前,將勝國群雄殿后。所以,有人說焦竑“試圖通過在《獻征錄》中對本朝人物事跡的翔實記載和描述,宣揚封建綱常中忠君、仁義、孝悌等價值觀念……以達警世、昭世和醒世的目的”(34)。

  錢儀吉認為閱讀《碑傳集》者,“果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考德行,可以習掌故”,且通過對比其中篇章,“考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35)惲毓鼎稱繆氏“新編《續碑傳集》十二冊,征文考獻,近四朝人物略見于茲,豐功長德,足備師資,不第誦文辭、識掌故也”(36)。汪兆鏞編《碑傳集三編》,“期于光、宣以來數十年政治之遷流,人才、學術之隆替,可以考鏡”(37)。均重視發揮傳統史學的教化功能,最終達到維護綱常名教的根本目的。

  至于區域性碑傳集,更多的是出于保存地方文獻、復興地方文化的責任和擔當。方樹梅早年受到當地學者趙藩、陳榮昌、袁嘉榖等人大力提倡“滇學”,傳播經世致用思想的深刻影響,立志以平生精力“弘揚吾滇文獻”,而后數十年之間慘淡經營,堅持不懈,“他對書不視為‘珍玩’,而是主張發揮致用”,“和他的研究工作,結合甚為緊密”,(38)纂輯《滇南碑傳集》“以為征文考獻之資”,且“言坊行表,滇之人踵武而發揚光大之,是余至所仰望也夫”。(39)《續滇南碑傳集》之編輯,則是出于“辛亥改革迄解放初期已故之人物,于國家社會有關者……然皆生清末葉,至改革后,各占數十年,于先后所值政治、軍事、教育、文化、風俗等之變革,為前史所未有?;蚵』蛭?或升或降,內訌外禍,國事日蹙,民生日困,皆有莫大之關系。知其人、論其世,貽后賢以評騭,作信史之參稽,此《滇南碑傳集》之不得不續也”。(41)

  三、編纂體例上的繼承與創新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作為草創時期的碑傳集類著述,主要以裒輯文獻資料為著眼點,“大約隨得隨編,不甚拘于時代體制。要其梗概,則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銘、行狀,下集別傳為多”(41)。而且,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與兩宋流行的名臣言行錄存在某種關系,或者說該書脫胎于言行錄,又在體例上另辟蹊徑,以有別于言行錄。按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別集》體例,“先列某人之生平小傳,后編列節錄行狀、墓志、筆記、野史等的史料,以示其言行節誼。但《琬琰集》的體例卻與之不同?!剁颉贩Q其書‘集神道志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即匯集整篇之文成一編,而非節錄文字。由此在后世形成兩種不同的著述體例?!祆洹堆孕袖洝份d錄史料的體例是‘采掇’,而杜氏《琬琰集》是‘盡錄全篇’”。(42)

  焦竑《獻征錄》在杜書基礎上,體例有較大調整或創新。按照四庫館臣的說法,《獻征錄》按照有官與無官兩個系統來編排,“其體例以宗室、戚畹、勛爵、內閣、六卿以下各官分類標目,其無官者則以孝子、義人、儒林、藝苑等目分載之”(43)。實際上,這種調整或創新,至少受到了兩種影響:一是有官一系的編排,與《大明會典》這部法典的體例相對應,設置了宗室、戚畹、勛爵(公侯伯)、內閣、六卿以下中央到地方的各類官僚機構相對應的類目。充分反映了明代的政治體制。二是無官一系的編排,受到了正史“類傳”體例的影響,主要設置《孝子》《義人》《儒林》《藝苑》《寺人》《隱佚》《釋道》《勝國群雄》《四夷》等類目。不僅突破了“名臣”的藩籬,而且凸顯出宋明理學之下史學強調維護綱常名教的突出特色。至于輯錄文獻,突破了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分段輯錄的體例,改為摘錄整篇文獻的形式,又回到杜書體例上,同時局部保留《元朝名臣事略》輯錄專門段落的體例。因此,《獻征錄》體例上的創新,對此后的多種碑傳集著述影響深遠。

  至錢、繆、閔、汪四家清人碑傳之集,基本延續《獻征錄》有官和無官兩條線索,有官者“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44),即以官秩為經,以時間為緯,按照傳主的官爵、事跡和時代分類。在類目設置上,除錢書立《宗室》《功臣》外(45),四家均設有《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監司》《守令》《教官》《雜職》《武臣》《外藩》;且《宰輔》《部院大臣》《督撫》《監司》之下,因其內容繁多,又區分朝代編制。同時采納正史類傳體例,別出《忠節》《儒學》《文苑》《孝友》《義行》《藝術》《列女》等,共計二十二類。

  錢書以后,繆、閔、汪三家一仍其例,幾無出其范圍,但均能根據歷史時代的變化及其內容,進行體例上的調整或創新??姇袄m集分卷,比諸原書,微有增損”(46)。如改《藩臣》為《外藩》,后添《客將》一目?!胺帧督泴W》《理學》而二,仍是《道學》、《儒林》之習,今悉改為《儒學》”,故將《經學》《理學》合并為《儒學》??娛献苑Q“《列女》所收較嚴”,細化為賢明、孝淑、辨通、節操、貞潔、義行七小類,其中“辨通”一目為新增。(47)

  閔書在錢、繆之后,體例或仍遵錢書,《理學》《經學》仍分為二;或新增類目,增《使臣》,“紀晚近始設之官也”;增《疇人》,“用阮文達、羅茗香例也”;增《黨人》,“志革命所由起也”;增《釋道》,因錢書附存釋道人物傳記,且《魏書》立《釋老志》,《元史》設有《釋老列傳》,屬于“前史例也”?!读信分?刪《辯通》,增《母儀》,“依劉子政例也”。(48)

  汪兆鏞對閔書深為不滿,直欲上接錢、繆二書,故名曰《碑傳集三編》。體例也有所調整或變化:“惟《督撫》之次,增《河臣》《使臣》;《守令》之次,增加《校官》。錢、繆二書,《經學》《儒學》《文學》之名,似未允洽。茲將《經學》《理學》統入《儒林》,文章、辭賦諸家統入《文苑》?!段脑贰分?增入《算學》,此本于阮文達公《疇人傳》之意也?!蓖羰献鳛榍迥┻z民,特別強調:“東漢崇尚風節,蔚宗創立《獨行傳》。辛亥后,松柏歲寒之時,其有瑰節絕俗者,增立《獨行》一門,以表幽貞?!?49)反映出汪氏作為清末遺民的社會心態和著述追求。

  近代以來,進化史觀和唯物史觀傳入我國,對我國史學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碑傳集的續補工作出現新的變化。錢仲聯《廣清碑傳集》突破四家碑傳集的束縛,編纂體例與范圍都發生了變化,收錄人物“為在各個領域有一定成就,有一定代表性者。有的人物入收,含有闡幽表微之意。重點有三:一是清初明遺民。二是近代人物。三是其他宗教、藝術、百工等碑傳。至收錄范圍,上起清順治初,下迄宣統三年,但“凡明臣仕于南明王朝殉難者不列入,明臣仕清及遺民死于順治三四年以后者列入”;清末人物“必須在此年以前已有顯著活動者,包括政治、學術、藝術、文學等方面,或生存至新中國建立后任新職者,皆不屬于清代范圍,一律不闌入。正反面人物俱收,但反面人物慎收。太平天國人物,錄入上層有代表性者十人左右”。具體編纂上,“按人物生卒年排列;生卒年無可考者,則按其人活動時期、交游、科名之先后,相應插入”;選文上,取舍頗嚴,“文章從總(集)、別集、方志及其他各方面(包括叢編、期刊等)搜集。短文在數十字以內者不錄,方志慎收近年所新編者,語體文之傳記不收,個人傳記已刊為專書大專如張伯楨《南??迪壬鷤鳌氛卟皇?年譜不收。在廣泛收錄中,有尚未刊刻之稿本、拓片,如沈曾植《海日樓文集》、王蘧?!睹鲀蓮]文集》、《淞社名人小傳》等,又有未刊布之單篇鈔稿”(50)。為便于使用,末附傳主姓名索引,便于讀者檢索。

  方樹梅輯《滇南碑傳集》,“仿錢、諸家體例,參酌損益,循名核實而分編之”(51),按明、清分置,“分內官、外官諸類”(52),不過,明代部分設置隱逸、遺民類目,主要是出于明清易代歷史實際的考慮。至編纂《續集》,充分考慮到時代的演進和歷史內容的豐富性,因而一變前集之體例,“茲則清祚已斬,制度皆變,前例不合沿襲,分政治、軍事、教育、文學、藝術、卓行諸目”,至于所收碑傳人物,因大多數系編者相接、相見、相聞或志同道合者,但取舍上較嚴格,“要皆洽于輿情,而非阿其所好”,“一以其人之于國家、社會,有無關系以為去取焉”。尤其是以云南重九光復、護國起義、抗日戰爭中的著名人物為主,旁及教育、文化、科學等。其中凡德行可以為法,功績不可埋沒者,亦盡量收入,“若夫金碧英靈:辛亥起義、護國出師、抗日御侮三大役,或樹有奇勛,或見危授命者,得鴻儒椽筆,有光卷帙,是余之所最欣慕者矣”。(53)

  四、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

  盡管碑傳集類著述收錄的碑傳之文,多諛墓溢美之詞,“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54),不可否認的是,通過這些碑傳,可以考見宋明以來各斷代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風俗等社會歷史的多方面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盡可能保存大量的原始文獻。這是該類著述的主要價值之一。反映在具體錄文上,基本保持一人一通碑傳,甚至達一卷之多。以錢儀吉《碑傳集》為例。因清世宗有“本朝大臣,以功則李之芳,以德則湯斌為首”之諭,“故用李文襄冠功臣之首,湯文正領大臣之前,而以陸清獻、張清恪繼之,遵圣訓,重從祀也”。(55)故《碑傳集》“康熙朝大臣”卷湯斌之下,輯入耿介《傳》、方苞《逸事》、徐乾學《神道碑》、彭紹升《行狀》、馮景《雜記》、楊椿《傳》、汪士鋐《墓表》以及潘耒《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等八篇碑傳;(56)張伯行之下,則收錄朱軾《神道碑》、張廷玉《墓志銘》、沈近思《墓表》、費元衡《行狀》、藍鼎元《傳》、賀代伯《傳》、杭世駿《傳》、華希閔《傳》、沈彤《述先師儀封張公訓》、任蘭枝《張清恪公年譜序》等十篇。(57)而且,該書“附錄”體例,亦重在多保存原始文獻?!盎蛞蝗穗s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于本篇?;蛘撘皇露胺癫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往往有之”(58)。少者一二則,多者達二十條以上。如“宰輔卷”范文程下,除李果《傳》、李霨《墓志銘》外,又附錄十三則,取自《盛京通志》《賢良小傳》《八旗通志》等。(59)再如“翰詹卷”施閏章下,除毛奇齡《墓表》一通外,附錄二十則,主要出自湯斌《墓志銘》、高詠《行狀》、彭紹升《良吏述》、《施氏家風續編》、全祖望《施愚山年譜序》、梅文鼎《述》、王士禛《池北偶談》以及施閏章《學余堂文集》等。(60)因此,“于碑傳全篇外,節取他說,考異刊同,各為附錄,頗見用心”(61)。充分體現編纂者試圖盡可能保存更多原始文獻的良苦用心。

  第二,有利于修史者所采擇。如上所述,碑傳集的編纂多與史學家或學者們的史學活動有關。如焦竑在參修本朝紀傳體國史的過程中,開始纂輯《獻征錄》;錢儀吉在會典館任職時,有見于內府所藏國史不為外人所易見而纂輯之;繆荃孫纂輯《續碑傳集》,正是他在史館任職期間。因此,此類著述一旦流布,即為修史者所采摭,有利于官私史書的編纂。萬斯同指出:“焦氏《獻征錄》一書,搜采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蓚鋰分蓳裾?惟此而已?!?62)經今人對勘,清朝官修《明史》充分利用了焦竑《獻征錄》(63)。再如清末遺老修纂《清史稿》,率多依據錢、繆二家,“宣統辛亥后,《清史稿》告成,大抵采用官書外,依據錢、繆兩編為多”(64)。

  第三,成為考證史實的重要依據。這類著述收錄的碑傳,記載具體、詳細,對于查考其人其事,如生卒年月、遷轉次序、拜罷時日、言論舉事并其家世等等,遠較正史為詳,其所收監司守令以下,亦多為正史不及,為治斷代史者必備之參考書。所以往往為考史者所利用?!捌渥h論之同異,遷轉之次序,拜罷之歲月,則較史家為得真”,“遺文佚事,往往補正史所不及,故講史學者恒資考證焉”(65)。如杜大珪《名臣琬琰碑傳集》,兩宋時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篇》、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較多采用之。到現代,該書亦為學者所倚仗。湯志鈞當年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中的“《宋史》標校,從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以至宋人文集中的碑傳,訂正了《宋史》的失誤”(66)。

  至于焦竑《獻征錄》,記載明人事跡,“書郭子興諸子之死,書靖難諸臣之事,皆略無忌諱;又如紀明初有通曉四書等科,皆《明史·選舉志》及《明會典》所未載;韓文劾劉瑾事,有太監徐智等數人為之內應,亦史傳所未詳,頗足以資考證”(67)。錢儀吉曾指出《碑傳集》的價值,不僅“可以考德行,可以習掌故”,可以補正史之不足,更強調其“有裨于實用”,曾在《后序》專門舉例,說:嘉慶二十一年(1816)漕糧奏銷冊中列有里民津貼銀米一項,戶部莫知所由,疑為外吏私征,幾予駁詰。嗣后從《朗文勤公墓志》及《八旗通志》中的《范承勛傳》《郎廷極傳》,得知江右多山溪,道險,漕糧盤運艱難,于是有里民津貼夫船之費,載于《賦役全書》,其事乃得明白。(68)此類足資考證之例,多不勝舉,不再贅述。

  第四,編者按語的多重價值。明代以后的碑傳集,編者受歷史考證學的影響,率多使用按語的形式考證史實。如錢儀吉《碑傳集》,遇有事實不甚合符處,特別是有關典章制度方面,則加有按語考釋?!皟x吉案”涉諸多方面,或條列異說,或補充說明相關人物行跡、典章制度、所任官職,或補充說明碑傳相關文字,或指出后人記載之誤。再如繆氏《續碑傳集》,“事有誤者,間作夾注而已”(69)?!八凑Z多為考證事實,使得該集較之一般的史料匯編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70)。故有學者稱:“這是繆氏編纂《續集》的方法,比前人仔細,且用夾注說明考證的結果,是歷時較久的原因之一。刪節遠不如保存原文,這是正確的處理?!?71)

  不惟上述,該類著述對于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廣清碑傳集》《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續滇南碑傳集》,所輯多是明末清初人物,或是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人物,“‘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恰恰是階級矛盾尖銳,民族災難深重的滄桑易代之際,仁人志士輩出,事跡可諷可詠,最能體現我們華夏民族的倫理精神和道德傳統,因而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和學術價值。尤其是19世紀40年代以降,國是多故,戰亂頻仍,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庚子聯軍、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一一通過當事人的碑傳在本書中作為詳贍實錄,每有正史所不能及者。而碑傳撰者也多曾親歷其境,筆端風云往往與血淚俱下。切膚之痛,終天之恨,至今讀來仍具有震懾人心的感染力,不啻為進行愛國主義的生動教材”(72)。

  五、余論:集錄碑傳在當代史學中的延續

  宋明以來,不少史家或學者將目光投向碑傳類文獻,集錄成專門的文獻資料集,尤以五部清人碑傳之集為最(73)。而民國碑傳之整理,則有國史館之編輯試圖,又有卞孝萱、唐文權編輯的《民國人物碑傳集》和《辛亥人物碑傳集》??梢哉f,宋明以后,各斷代碑傳集的編纂,踵武賡續,成為中國史學上一個突出的學術現象,彰顯了優良的史學傳統。

  而且,碑傳集的編纂一直持續至今,影響到今天的史學研究。至少出現了兩條發展線索:一是將考古考察的古代碑刻匯錄起來,成為歷代碑刻集,如《江蘇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上海碑刻資料選集》《四川歷代碑刻》《溫州歷代碑刻集》《廣東碑刻集》《嘉興歷代碑刻集》《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志》《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等。

  一是各地為挖掘和弘揚地方文化,古為今用,出現了大量以當地人物為中心的區域性的或專門性的碑傳集。如《江寧碑傳初輯》(盧前編,江寧縣文獻委員會,1948年印行);《中國歷代明醫碑傳集》(方春陽編,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年版);《明清別集畫學文獻類聚·碑傳》(韋賓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滎陽清人碑傳集初編》(陳萬卿編,廣陵書社2015年版);《南潯近代人物碑傳集錄》(陸劍、王巍立編,浙江攝影出版社2016年版);《吳中名醫碑傳》(葛惠男、歐陽八四主編,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年版);《吳江學者碑傳集》(楊陽主編,廣陵書社2017年版);《介休碑傳集》(侯清柏、許中編著,三晉出版社2018年版);《余杭歷代人物碑傳集》(王國平總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這些碑刻集里面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墓志銘。

  此外,我們仍需正視碑傳的某些不足和局限,要愛而知其丑,要實事求是地評價碑傳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關于碑傳研究的深化問題,章開沅這樣呼吁:“如果進一步考察探討碑傳的文體、內容、作者、形制、禮儀、風俗等方面,則將可以發展成為具有自己特色的碑傳學?!?74)對于新時期集錄碑傳工作的開展和延續,需要我們堅持唯物史觀,力爭在批判繼承中繼續發展。

  注釋:

 ?、俳鹭鬼?《民國碑傳集序例》,《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2期(1948年4月),第140頁。

 ?、诹_炳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的編纂特點與史學價值》,《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133頁。

 ?、郯讐垡?《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52頁。

 ?、荜惞У?《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01頁。

 ?、菡麻_沅:《序言》,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頁。

 ?、揲h爾昌:《碑傳集補自序》,《碑傳集補》卷首,《清代碑傳全集》第5冊,揚州:廣陵書社,2016年,第1頁。

 ?、咤X儀吉:《碑傳集》卷首附《沈吉士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頁。

 ?、啾逍⑤?《后記》,《民國人物碑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819頁。

 ?、犷櫻孜?《日知錄》卷一九,“古人不為人立傳”條,《顧炎武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6-757頁。

 ?、庹聦W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傳記》,倉修良編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1頁。

  (11)朱希祖:《滇南碑傳集敘》,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11頁。又,方樹梅纂輯,李春龍、劉景毛、江燕點校:《滇南碑傳集》卷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頁。

  (1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史部·傳記類一·名臣碑傳琬琰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20頁。

  (13)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33頁。

  (14)趙式銘:《滇南碑傳集序》,方樹梅纂輯,李春龍、劉景毛、江燕點校:《滇南碑傳集》卷首,第1頁。

  (15)羅炳良:《杜大硅〈名臣碑傳琬琰集〉的編纂特點與史學價值》,《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136頁。

  (16)黃宗羲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三五《泰州學案四·文端焦澹園先生竑》,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28-829頁?!端膸烊珪偰俊肪砹妒凡俊饔涱惔婺克摹かI征錄提要》亦稱:“考竑在萬歷中,嘗應陳于陛聘,同修國史,既而罷去。此書殆即當時所輯錄歟?”

  (17)黃汝亨:《獻征錄序》,焦竑:《國朝獻征錄》卷首,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第6-7頁。

  (18)方樹梅纂輯,宋文熙、王樵、陶學憲校補:《續滇南碑傳集校補》卷六《文學》引李生葂《方樹梅傳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71頁。按:該傳載方氏1934年受云南通志館委派,出游訪求滇南文獻,所得甚夥,“抄得未刻***省長蒙自楊增新神道碑、墓志銘稿,以備《通志長編·人物》資料”。

  (19)焦竑:《澹園集》卷五《修史條陳四事議》,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9-31頁。

  (2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史部·傳記類一·名臣碑傳琬琰集提要”,第520頁。

  (2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二“史部·傳記類存目四·獻征錄提要”,第558-559頁。

  (22)顧起元:《獻征錄序》,焦竑:《國朝獻征錄》卷首,第1-4頁。

  (23)焦竑:《澹園集》卷二三《經籍志論·史部·正史》,第304頁。

  (24)參見展龍:《〈四庫全書總目〉焦竑著作提要補正兩則》,《大學圖書館學報》2005年第1期,第89-90頁。

  (2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二“史部·傳記類存目四·熙朝名臣實錄提要”,第559頁。

  (26)錢儀吉:《碑傳集》卷首《碑傳集序》,第1頁。

  (27)繆荃孫:《續碑傳集》卷首《序例》,第1頁。

  (28)錢仲聯:《廣清碑傳集前言》,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首,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29)錢仲聯:《廣清碑傳集前言》,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首,第2-3頁。

  (30)曾國藩:《國朝先正事略序》,《國朝先正事略》卷首,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1頁。

  (31)焦竑:《澹園集》卷一四《荊川先生右編序》,第141-142頁。

  (32)黃汝亭:《獻征錄序》,焦竑:《國朝獻征錄》卷首,第7頁。

  (33)顧起元:《獻征錄序》,焦竑:《國朝獻征錄》卷首,第2頁。

  (34)姚家全:《焦竑的編纂活動考略》,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31頁。

  (35)錢儀吉:《碑傳集》卷首《碑傳集序》,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頁。

  (36)錢伯城、郭群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惲毓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3頁。

  (37)汪兆鏞:《微尚齋雜文》卷二《碑傳集三編自敘》,鄧駿捷、劉心明編校:《汪兆鏞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9-260頁。又,汪兆鏞:《碑傳集三編》卷首《自序》,《清代碑傳全集》第6冊,第75頁。

  (38)方樹梅輯纂,宋文熙、王樵、陶學憲校補:《續滇南碑傳集校補》卷六《文學》引李碩撰《方樹梅傳略》,第478-483頁。

  (39)方樹梅:《滇南碑傳集自序》,方樹梅纂輯,李春龍、劉景毛、江燕點校:《滇南碑傳集》卷首,第19頁。

  (40)方樹梅:《續滇南碑傳集自序》,方樹梅輯纂,宋文熙、王樵、陶學憲校補:《續滇南碑傳集校補》卷首,第1頁。

  (4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史部·傳記類一·名臣碑傳琬琰集提要”,第520頁。

  (42)顧宏義、呂曉閩:《宋杜大硅〈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錄〉為偽書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4期,第97頁。

  (4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二“史部·傳記類存目四·熙朝名臣實錄提要”,第559頁。按:常見說法認為,《獻征錄》在擬訂類目上,注重分類,主要以官爵為主,以身份(特征性身份)為輔。不僅要突出這些“有名公卿”,還有其他特殊身份的下層人士,如孝子、儒林、義人、藝苑、寺人、隱佚、釋道。

  (44)錢儀吉:《碑傳集》卷首《碑傳集序》,第1頁。

  (45)按:錢儀吉《碑傳集》設立名目,“功臣”又析分為“沈陽功臣”“國初功臣”,且“宰輔”區分為“開國宰輔”“明臣宰輔”。這既充分考慮到清朝入關前后的歷史實際,也可能受到乾隆時期官方史學的影響。

  (46)閔爾昌:《碑傳集補自序》,《碑傳集補》卷首,《清代碑傳全集》第5冊,第1頁。

  (47)參見繆荃孫:《續碑傳集》卷首《序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48)閔爾昌:《碑傳集補自序》,《碑傳集補》卷首,《清代碑傳全集》第5冊,第1頁。

  (49)汪兆鏞:《微尚齋雜文》卷二《碑傳集三編自敘》,第259-260頁。

  (50)錢仲聯:《廣清碑傳集前言》,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首,第2-3頁。

  (51)方樹梅:《自序》,方樹梅纂輯,李春龍、劉景毛、江燕點校:《滇南碑傳集》卷首,第19頁。

  (52)方樹梅:《續滇南碑傳集自序》,方樹梅輯纂,宋文熙、王樵、陶學憲校補:《續滇南碑傳集校補》卷首,第1頁。

  (53)方樹梅:《續滇南碑傳集自序》,方樹梅輯纂,宋文熙、王樵、陶學憲校補:《續滇南碑傳集校補》卷首,第1頁。

  (54)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二○《史乘考誤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61頁。

  (55)諸可寶:《??洝?錢儀吉:《碑傳集》卷首,第5頁。

  (56)錢儀吉:《碑傳集》卷一六《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上,第447-475頁。

  (57)錢儀吉:《碑傳集》卷一七《康熙朝部院大臣》上之中,第497-551頁。

  (58)錢儀吉:《碑傳集》卷首《碑傳集序》,第1頁。

  (59)參見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國朝宰輔》,第70-75頁。

  (60)參見錢儀吉:《碑傳集》卷四三《翰詹》上之上,第1182-1187頁。

  (61)諸可寶:《沈吉士書題識》,錢儀吉:《碑傳集》卷首《沈吉士書》附,第10頁。

  (62)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寄范筆山書》,《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510頁。

  (63)參見侯君明:《〈明史〉與〈獻征錄〉相關人物傳記考訂》,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5-8頁。

  (64)汪兆鏞:《微尚齋雜文》卷二《碑傳集三編自敘》,第259頁。

  (6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史部·傳記類一·名臣碑傳琬琰集提要”,第520頁。

  (66)湯志鈞:《民國人物碑傳集序言》,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卷首,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3頁。

  (6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二“史部·傳記類存目四·熙朝名臣實錄提要”,第559頁。

  (68)參見錢儀吉:《碑傳集》卷首《后序》,第2頁。又,該書點校說明揭橥其旨。

  (69)繆荃孫:《續碑傳集》卷首《序例》,第2頁。

  (70)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說明》,繆荃孫:《續碑傳集》卷首,第1頁。

  (71)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第301頁。

  (72)蘇州大學出版社:《后記》,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卷末,第1432頁。

  (73)按:清末民初,整理清人碑傳者尚有劉承斡。劉氏《椶窗雜記跋》稱:“余最近錄近人傳狀志銘之屬,思賡續錢氏、繆氏《碑傳集》之后。先生亦致力于此,嘗寫全目寄余,互校兩異同,謂‘去取當慎,不宜濫采掇,媚濁世’,并欲舉贈全稿,俾參合授梓?!蔽哪┦鹪弧肮镂醇纹皆聟桥d后學劉承斡敬跋”,癸未為公元1943年(《椶窗雜記》卷末,《汪兆鏞文集》,第471頁)。

  (74)章開沅:《序言》,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卷首,第3頁。

作者簡介

姓名:吳航 工作單位:淮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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